黑龙江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1996年11月3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2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5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也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
第四条省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省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农垦、森工主管部门负责垦区、林区内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省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章食品的卫生
第六条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除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八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与坑式厕所、垃圾堆放处等污染源应当相距25米以上，与其他有毒、有害场所的距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不得同时生产、贮存或兼营有毒、有害及容易造成食品污染的不洁物品；
（三）餐饮单位应当有足够周转的餐（饮）具，有专用消毒设备和防蝇、防尘等专用保管柜，并有专人负责消毒保管。宾馆、招待所餐厅、食堂及大中型饭店的餐（饮）具应当采用物理方法进行餐次消毒；小型饭店的餐（饮）具可采用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进行餐次消毒；无法采用物理方法消毒的餐（饮）具，应当使用化学方法进行消毒；
（四）有与食品生产经营相适应的防腐设施；
（五）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容器应当加盖，并定期清洗；
（六）食品加工机具的润滑剂不得污染食品；
（七）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包装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符合卫生要求，食品不得直接接触地面和不洁物品。长途运输食品应当有外包装，易腐食品应当有冷藏或隔热设施。严禁食品与农药、化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同车（厢）运输。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应当使用专用容器和运输工具，并定期清洗消毒；
（八）蜜饯、糕点、食糖、熟食等直接入口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者用清洁、无毒的包装材料包装后出售；
（九）贮藏食品和食品原料的仓库、贮藏室应当通风干燥，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杂物。食品应当离地30厘米，离墙10厘米，并设架分类存放；
（十）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上岗时，应当持有健康证明，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保持个人卫生。生产经营直接入口食品的人员上岗时，不得戴戒指、手链等有可能影响食品卫生的饰物及涂指甲油；
（十一）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应当使用工具售货。
第七条食品生产经营者除应当执行《食品卫生法》第九条规定外，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物品：
（一）不符合国家关于兽药残留量规定的肉类及肉制品；
（二）含未经允许使用农药、保鲜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及其制品；农药、化肥浸泡过的粮食、油料及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农畜产品；
（三）非食用酒精兑制的酒类以及毒蘑菇、河豚鱼等有毒动植物；
（四）含有囊虫等致病性寄生虫的肉、禽、水产品；
（五）注水、掺水或使用色素的冻肉、鲜肉、禽类、水产品、鲜奶、水果、蔬菜等；
（六）含有毒、有害物质的肉类、豆制品及其他食品；
（七）无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标识的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八）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而用于食品、食品容器、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洗涤剂、消毒剂；
（九）为防病等特殊需要，省卫生行政部门专门规定禁止出售的。
第八条出口转内销食品，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规定。由国外、境外转回的出口食品，按进口食品有关规定管理。
第九条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作为原料、调料或者营养强化剂加入食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属于卫生部规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范畴的；
（二）为防治某种地方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需要的；
（三）符合国家《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的；
（四）按合同规定加入药物的出口食品，转销国内市场时，应当符合我国国家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
第十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和使用，应当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十一条生产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企业，应当取得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禁止使用无卫生证企业生产的食品添加剂。
第十二条经营、贮存食品添加剂，应当设专店（柜）和专库。
第十三条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四章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张、塑料、橡胶、金属材料等制品和涂料，应当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或车间生产，产品应当符合卫生要求，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标识应当标明食品用字样；
（二）生产食品用工具、容器、包装材料的塑料添加剂，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生产食品包装用纸禁止添加萤光增白剂等有害助剂，食品包装纸用蜡应当使用食品级石蜡；
（三）不准用废塑料、酚醛树酯以及国家规定的不允许使用的有毒物质制作食品工具、食 啡萜鳌安牧虾椭苯咏哟ナ称返纳ぞ呋蛏璞福挥没厥章辽称酚霉ぞ摺⑷萜饔Φ狈瞎椅郎曜技肮娑ā?
第十四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采购、使用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生产的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张、塑料、橡胶、金属材料等制品和涂料。第三章食品卫生管理
第十五条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地方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同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及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部门、企业制定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食品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时，其卫生标准应当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其他食品卫生标准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六条本省各类食品卫生管理要求和各类食品加工企业卫生规范，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健全食品卫生管理制度，配备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二）检查《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的执行情况；
（三）改善企业的食品生产经营设施和卫生条件；
（四）对企业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识教育和定期培训；
（五）了解、掌握企业食品生产经营的卫生状况。
第十八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依据《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建立本单位食品卫生管理组织，制定岗位卫生责任制、卫生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设立卫生考核记录。
第十九条食品生产企业应当设立食品卫生检验科（室）。现已批准的食品生产企业，无检验科（室）的，应当限期建立。暂不具备设立检验科（室）条件的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其产品可委托经省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检验单位进行批次检验。
第二十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卫生管理机构、检验机构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制度，组织培训食品生产经营人员；
（二）组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三）对食品卫生工作进行检查，制止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向上级和卫生行政部门反映，提出处理意见；
（四）对食品和食品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卫生管理、检验或者检查，对符合卫生标准的产品签发卫生检验合格证。
第二十一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应当有卫生行政部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前，不予批准开工、投产。
第二十二条食品生产企业利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尚未批准的新资源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新品种和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在生产前应当向省卫生行政部门申报，经初审同意后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已批准的上款所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和洗涤剂、消毒剂的，应当向省卫生行政部门申领卫生许可证。
食品经营者不得采购、销售、使用未经审批的上述产品。
第二十三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黑龙江省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规定领取卫生许可证，凭卫生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卫生许可证不得伪造、涤改、出借。
第二十四条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者卫生许可证时，应当及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缴其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营业执照时，其卫生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二十五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经食品卫生业务知识和食品卫生法规培训，由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将考核结果在健康证明上注明。在岗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复训一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由卫生行政部门培训、考核。
第二十六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凡患有《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疾病（包括病原携带者）的，应当调离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岗位。
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食品的企业，产品投产前应当向省卫生行政部门申报，经初审同意后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八条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及洗涤剂、消毒剂等产品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上述广告专业技术内容的出证者是市（行署）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委托人应当在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食品广告证明》后，向有关单位办理广告事宜。无《食品广告证明》的，广告经营者不得承办、代理或发布。
第二十九条制作盒饭的原料、工具、设备、加工场所及生产、销售人员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要求，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食品的标签，应当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要求。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包装标识、产品说明书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要求。
生产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企业，其产品包装标识和产品说明书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并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一条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及洗涤剂、消毒剂时，应当执行《黑龙江省食品采购销售索证管理办法》。生产者、批发商应当保证提供符合要求的卫生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
第三十二条外埠食品（包括定型包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原料等，应当符合相应的食品卫生要求，省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对指定品种进行抽验，检验不合格的严禁销售，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进口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及洗涤剂、消毒剂，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上述食品及产品经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进入我省市场销售的，应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食品经营单位和个人采购销售进口食品及上述产品，应当索取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无检验合格证的不准销售。
谌奶醭隹谧谙称罚Φ本钡匚郎姓棵偶煅楹细窈蠓娇稍诒臼∠邸?
第四章食品摊贩和街头食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市场的食品卫生
第三十五条食品摊贩和街头食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市场（包括综合市场中的食品交易）的一般性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六条食品摊贩和街头食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市场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七条进入集贸市场的畜禽及其副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验畜禽检疫证明和印章标志后方可在市场销售。
第三十八条临时在集市出售的有自产证明的自产食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般性食品卫生检查后方可出售。
第三十九条食品市场选址时，应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食品市场的选址应当符合卫生要求，避开交通要道、医院和有毒、有害场所，25米内不得有垃圾堆、粪坑、污水沟等污染源；综合市场应当合理布局，划行归市。
第四十条食品市场举办者应当负责市场内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并在市场内设置售货台、防雨、防晒棚、果皮箱等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有条件的食品市场，可设餐（饮）具集中消毒场所。
第四十一条街头食品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内生产经营，并保持周围环境卫生。
第四十二条食品摊贩和街头食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市场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与所生产、经营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符合卫生要求的加工场所，有相应的防雨、防晒、防尘、防风沙棚；
（二）销售的食品应当新鲜、清洁卫生，无毒无害，符合卫生要求；
（三）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应当生熟隔离，有防蝇、防尘设备，工具、容器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做到用工具取拿食品，货、款分开，包装材料清洁、无毒无害；
（四）凡使用餐（饮）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备足与销售量相适应的经过洗净消毒的或一次性使用的餐（饮）具；
（五）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携带卫生许可证、健康证从业，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整洁工作服、帽；
（六）切配、制作、盛装熟食品的容器、刀、板等应当清洗消毒；其它接触食品的工具、容器、包装材料、工作台面及货架、厨、柜应当清洁，无毒无害；
（七）制作街头食品的原材料应当新鲜，无毒无害，符合卫生要求，严禁使用腐败变质，有毒有害，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原材料。
第四十三条食品摊贩和街头食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市场的食品经营者禁止出售下列食品：
（一）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禁止出售的食品；
（二）血肠、血豆腐、皮油和熟制的蟹、虾、喇咕、甲鱼等食品；
（三）血环蛋、黑斑蛋、腐蛋及其它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蛋品；
（四）发霉甘蔗等有毒动植物食品；
（五）仅用糖精、香精、色素配制的饮料；
（六）宣传疗效的食品；
（七）用非食品用醋酸兑制的食醋和非发酵法生产的酱油；
（八）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自制糖果、棉花糖、吹制糖人及搅糖稀等儿童玩具食品；
（九）不符合卫生标准、卫生管理办法要求的小食品。第五章食品卫生监督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铁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及派驻机构可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食品卫生监督员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培训合格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
第四十六条食品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
食品卫生监督员应当作风正派，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出示监督证件，有权进入生产经营场所检查，了解情况，索取必要资料，按照规定无偿采样，并收取监测检验费。
食品卫生监督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食品卫生检查员，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检查，发现违反《食品卫生法》及本条例的行为，及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食品卫生检查员无处罚权。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八条食品卫生监测频次和采样数量应当严格按规定执行，卫生、营养指标的监测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上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在同一时期对同一生产经营者的同一产品进行重复检测。国家统一部署的抽查除外。
第四十九条省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确定具备条件的单位，作为食品卫生检验单位，进行食品卫生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及其他食源性疾患的，可以对该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
（一）封存造成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及其原料；
（二）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
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原料，应当予以销毁；未被污染的食品及原料，予以解封。
第五十一条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单位，除采取抢救措施外，应当保护现场，保存可疑食物并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食物中毒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现场调查，并组织医务人员抢救病人。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本条例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四章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各自职责给予处罚。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六条（一）（四）（五）（九）（十一）项、第二十六条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四）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一）（二）（三）（五）（六）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六条（二）（三）（六）（七）（八）项、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300元至50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六条（十）项规定，给予每人每次20元罚款。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八）项、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七）项和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并给予以下处罚：
（一）未标注品名、产地、厂名、批号或者代号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二）未标注中文标识的，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三）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包装标识和产品说明书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及内外包装未按规定内容印制，未粘贴标签或标签、说明书内容与该食品不符的，未标注规格、配方或主要成份、食用或使用方法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四）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产品说明书内容夸大或虚假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限虚假标注或不标注的，处以1000元至1万元罚款。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一）（二）（三）（四）（五）（六）项的、第九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有毒有害的予以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1000元至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1000元至3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500元至3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经营、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得所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1000元至5万元罚款。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规定，伪造或者未取得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采用查封、没收食品用工具、设备及产品的方式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500元至3万元罚款。涂改或者出借卫生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缴卫生许可证，没收涂改者、出借者、受借者的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500元至1万元罚款。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1000元至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取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批证明或者超过审批证明有效期限而生产经营的；
（二）更改、伪造、骗取审批证明擅自生产经营的；
（三）已被撤销审批证明继续生产经营的；
（四）已取得审批证明，但其产品功能和成份等与产品说明书不一致，内容虚假的；
（五）生产经营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名称、标签、说明书未依照审批证明内容使用的；
（六）未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批证明要求生产的。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二）（三）（八）项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一）（四）（五）（六）（七）（九）项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500元至3万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它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它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查不清的，处以1000元至5万元罚款。吊销卫生许可证。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对食品广告客户、广告经营者予以处罚。
第六十六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食品卫生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七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八条卫生行政部门、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食品卫生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循私舞弊、滥用职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后果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违反法定权限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情形。第七章附则
第六十九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街头食品：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城乡街头或集贸市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中现场制作经营（不含熘炒等食品）的直接入口食品。
食品摊贩 喊ǔ窍绻小⒓濉⒏鎏宓瘸鎏⑸璧恪⑸柰ぁ⒊龀盗鞫氖称飞摺?
出口转内销食品：是指按合同规定为国外生产加工的，因某种原因未能出境而转入国内销售的食品。
第七十条本条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省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下）
2000年12月18日 13:46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三）证据开示的程序以及违法制裁
1.证据开示程序。证据开示程序属审前程序，这一程序主要安排在起诉前后。在美国，经侦查获得证据后，被告人如系被控犯重罪，在被正式起诉前享有要求法官预审（prelitminary examination）（注：预审有时又称先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或审查性审判（examiningtrial）。） 的权利。预审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是否存在合理根据以支持对被告人提出的指控，以确定是否交付审判。如缺乏合理根据就要撤销指控，以防止轻率将被告人交付审判。而预审程序还包括一项重要内容，即证据开示。各方当事人应根据法律规定的开示范围，在预审法庭出示自己手中掌握的对诉讼有意义的证据。
然而，如被告放弃预审，或者案件经大陪审团起诉而不需预审（大陪审团对检察官起诉意见的审查代替了法官的预审）。则应在案件正式起诉后的较短时间内，根据递交法院的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或检察官起诉书，由法院安排提审（Arraignment，有的译为“传讯”）。 提审程序中，法官向被告人宣读起诉书，说明指控性质，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接着要求被告人对指控作出答辩。按照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依照检察官的裁量，检察官可于提审时或于提审后尽可能快地将其意欲在审理中使用的具体证据告知被告人，以便被告对这些证据提出异议。同时被告人也可以在提审时或提审后要求检察官将其欲在法庭审理时作为主要证据的任何证据向其告知。在提审时或提审后正式审判前，被告人也应当依法向检察官开示证据。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根据需要可能持续数月，直到审判开庭。诉讼双方尤其是辨护律师利用这段时间准备诉讼。
在日本，根据刑诉法第29条规定所进行的正式的证据开示，依照刑事诉讼规则178条第6款的细则性要求，检察官应在提起公诉后，对于准备请求交付庭审调查的证据书类和证据物，应尽早提供地给辩护人阅览。对拟出庭的证人的姓名和住所也必须给予机会使对方知悉。在司法实务中，辩护律师是在检察官提起公诉后，到检察厅阅览证据并作己方的证据开示的。而对于法院根据当事人诉讼保全要求在开庭前搜集的证据，检察官和律师应到法院阅览、誊写。
如果诉讼双方或其中一方未有效履行其开示义务，法院可以在庭审的证据调查开始前的任何时间要求开示。日本有一判例，在一审开庭并进行了对被告人个人情况调查等开头程序后，宣读起诉书之前，辩护方以警方过度和违法的使用警戒性措施并进行违法搜查，而检察官基于这些措施提出起诉系滥用起诉权为由，要求法院命令检察官开示其持有的某些证据。审判法官批准了这一要求。然而，最高法院否定了一审法官的这一做法，认为当时开示证据的要求对被告人的防卫不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原法院的这项措施已经超出了正当公平的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范围。但在这里，最高法院并未一般的否定在开头程序后庭审调查前开示证据的做法，面只是说明就该案而言，此时以此种理由要求开示证据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及诉讼的有序化。
综上所述，证据开示程序既需考虑审判公平与效率，又需兼顾侦查的有效性，而且也需考虑证据的完整性及便于一并开示，正式和集中的证据开示程序宜安排在侦查基本完成后和庭审之前，尤其是公诉提起后的适当时期内。当然在这种集中开示以前，对某些方面的证据和信息进行阶段性的开示也可能是必要的，如在逮捕被告人时告知其被控罪名等。
集中开示程序的证据开示地点可以根据该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确定。在对抗制审判程序中，为排除法院庭审前的预断，法院在庭审前不拥有证据或不拥有大部分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难以作为主要的证据开示地点，因此，律师可以到检察院阅览检控方的证据并作辩方证据的开示。但对某些法院获取的证据，可以到法院阅览。如果法院主持的审前程序包括证据开示，那么控辩双方将应开示的证据拿到法院，在法官监督下进行开示也是可以的。
2.开示程序中的违法制裁。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关于证据开示中违法制裁的规定，对于未能遵守该规则要求进行证据开示的，法院可以采用几种方式处理：命令该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批准延期审判；禁止该方当事人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做出其他在当时情况下认为是适当的决定。法院可以指定进行开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可以规定适当的期限和条件。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制裁违反开示要求的上述四种措施的规定，也大体反映了各州的立法和实践。其中第四种措施，即“作出其他的适当决定”，赋予法院更大的斟酌权，从实践看，这些决定如：1.因当事人违反开示程序，命令由其支付证人出庭费用。如1994年4月， 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以违反开示程序为由，命令辩护方64名辩方证人，全部出庭作证，其费用由辩护方支付；2.审判法官向陪审团告诉律师的有关行为不当并请他们注意；3.对辩护律师予以经济处罚等。
在全部制裁措施中，最严厉的可以说是排除应开示而未开示的证据，包括禁止未开示姓名和住址的有关证人出庭作证或排除其证词。一些法院实际运用了这种惩罚措施，如在1994年的一起杀人案件中，蒙大拿州最高法院排除了被告方提出的关于被告精神障碍的全部证据，理由是辩方律师拒绝开示其精神病学检查报告以及医生陈述，从而违反了该州关于相互开示的法律规定。虽然律师辩称拒绝开示的材料中包括因患者——医生特权而保密的材料以及可能自证其罪的材料，但法院指出，辩方律师事前并未因此而取得一项关于这种特权和证罪材料的保护性命令，而根据法律只有获得这种命令其信息才可保密。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肯定了证据排除的合宪性。但为慎用这种措施，有些法院要求以发现这种违反开示程序的行为是故意实施和（或）会引起偏见的为前提。不过，有些人抨击这种做法，认为辩护律师在辩护策略和措施上发生错误，但其不利后果却因有利被告的证据被排除而由此往往是无辜的被告来承担，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用对律师的纪律性处罚代替这种证据排除。（注：特里斯·M ·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第三部分，关于违反相互开示的责任。）
英国对违反开示程序规定的处罚与美国相似，法院仍可采用证据排除手段对起诉方或辩护方不开示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此外根据1994年11月通过并于1995年4月10 日生效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对沉默权制度的修改，被告人在审判前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交待被合理要求应当提及的问题，但在法庭辩护时却将这一问题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从事所谓“突然辩护”），对被告人在庭审前保持沉默（不开示），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注：见伊恩·丹尼斯：《证据规定：限制沉默权》，《英国刑事法评论》1995年1月号。）
三、关于我国证据开示的制度设置
我国新刑诉法就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第96条2款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第36条1 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第36条2 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上述规定是适应新的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具有改革意义的新的规定。应当说，新法律注意到诉讼的不同阶段对证据开示的不同要求，从而作出了与之较为适应的递进性的规定。然而，就实现证据开示的目的，保障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以及法律条款本身应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等技术特性而言，这些规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范围不明确。“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是原始材料还是复印件；被告和出庭证人将在法庭上陈述、作证，那么他们在侦查起诉阶段所作的供证应否查阅；除了指控的事实以外的材料，尤其是有利被告的材料，可不可以查阅，等等。法律均语焉不详。司法实践中各诉讼角色必然会从有利于己的方面解释，势必造成混乱和难以操作。二是开示场所和义务方不明确。辩护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何方（检察院还是法院）承担证据开示的责任，法律未作规定。而且这种对地点和义务方的规定直接影响查阅证据的范围。因为新刑诉法就检察院向法院移送起诉案件规定了新的移送方式，即改变了过去移送案卷（即全案证据）的做法，仅要求检察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如果律师到法院阅卷，他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且由于目前为防止庭审“走过场”，强调法院的庭前审查是程序审而非实体审，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通常只是对定案具有关键意义并为法院发动审判程序所需要的少量证据。而只有到检察院才能查阅到案卷中的全部证据。但因查阅地点和义务方不明确，律师到检察院查阅证据将发生困难。因为法院作为裁判机关允许辩护人查阅检察院送来的材料一般不致发生问题，但如果到检察院查阅，检察院将增加工作负担，还可能影响其准备公诉时的材料使用，更重要的是，由于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方与辩护律师的诉讼立场相对，在诉讼中对律师不可避免的有一种防范的心理态度，而允许辩护方查阅全部证据将加强辩护方的力量而对公诉发生妨碍。因此检察机关如无法律约束，一般不愿意单方面的向辩护方作全部证据的开示。三是开示程序的片面性。即只规定了公诉方对辩护方的开示，但对辩护方在开庭前向公诉方开示其已具有和可能提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不仅有悖于各国开示制度的惯例，更不符合目前开示制度的发展方向（已如前述）。而且造成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开示其控诉证据的制度障碍和检察官的心理障碍，因此反过来又妨碍向辩护方的证据开示。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立法的筹划不周有关（不过，对一种新的，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的刑诉程序，就其中各方面的具体的制度设置都能在一开始就谋划周全未免是一种苛求，因此，规定得粗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由于在基本诉讼制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立法研究却未充分考虑到这种变化对具体制度包括证据开示所发生的影响有关。
证据开示在由控辩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因为目前的律师辩护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侦检机关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律师对这些证据的知情范围直接影响其辩护力量，因此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96年11月下旬，在京的十余名刑诉法教授和一些刑诉法学博士经陈光中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座谈会，其中专门研究了“关于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范围”问题，与会者认为，“不能将刑诉法第36条2 款的规定理解为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应当拥有去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座谈纪要阐述了这一主张的理由，主要有：1.从有利于辩护职能发挥看。由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收集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使得他的辩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的阅卷权。因此，不宜将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辩护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2.从立法精神看。原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查阅全部案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立法精神之一是加强辩护职能，改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据此，不应当将第36条2款作限制性解释。否则， 反而削弱了被告人的辩护权；3.从国际情况看。在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或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国家，法官不允许庭前阅卷，但辩护律师是允许的，而且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做法。（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应当说，教授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由都是能够成立的，尤其是要求扩大辩护律师查阅证据的范围，这一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和实践背景之下，必要性十分明显。然而，就证据开示而言，以上主张并未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同时又直接关系证据开示效果的问题，同时还没有避免某种意义上的片面性。下面，结合证据开示的一般法理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具体情况，对我国证据开示程序的制度设置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意义和责任
为了保证诉讼的有序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自行调查、搜集证据受到制度和能力的较大限制，他往往较多的依赖于侦控方所搜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也是因这种原因，在证据开示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于为辩护方提供辩护条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即是来自其作为诉讼一方的实质上的诉讼当事人的义务，也是来自其超当事人的作为检察官客观公正执行法律的义务。而且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较为强大，应当十分强调检察官为辩护律师提供诉讼条件，以避免在审判活动中诉讼条件的进一步倾斜。可以说，在我国证据开示程序中，检察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负有更为重大的证据开示责任。检察机关对此应当有客观而明智的认识，在证据开示的制度设置和操作实践中提出并实践有利于增进我国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合理措置。当然，从组织功能学的观点看，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之内，任何一个组织都倾向于采用最有利于自身功能发挥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开示责任还必须采用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性设置方式，否则，靠组织和个人的“自觉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在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方也应当具有证据开示的责任。如前所述，这种相互性开示，包括辩护方对全部拟提出的证据或其中最关键的证据（如不在犯罪现场和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是证据开示制度的一般法理，而更充分的开示，包括辩护方证据的全面开示，也是各国开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种相互开示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有利于全面保障刑事审判的有序性、有效性和公正性。控诉方对辩护方“打埋伏”，不开示或少开示证据，这种做法固然对实现诉讼的效率和公正不利，但另一方面，辩护方将自己所掌握的辩护证据在庭前秘而不宣，在庭上搞“突然袭击”，甚至追求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利用检控方的准备不充分达到辩护目的，同时也是一种为影响被告及家属和旁听群众的不适当的商业行为，这显然不体现司法公正。可以说，这种“伏兵辩护”，不仅在国外有，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行原刑诉法时也能见到，不过因当时律师活动的余地小，加之庭审的非实质化，出现这种情况对司法的损害较小，因此而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对证据的相互开示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在我国，辩护律师取证的权利和能力有限，规定相互开示的意义不大，因此不须对辩护方的证据开示作制度性的规定。此一主张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应当看到在我国新的刑诉制度下，律师已经具有比之过去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侦查阶段，他即使不直接取证，也可以申请法院、检察院取证，即作证据保全。而在起诉和审判阶段，他依法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当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能与侦控方匹敌，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司法实践，也应看到辩护方所具有某种优势：其一，检察官所担负的举证充分从而成立事实的责任较之辩护方所负有的攻击职责要艰难得多，因为他必须搜集充分的证据，并使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经得起攻击的锁链，而辩护方只需要在某些薄弱环节上下功夫，打破某一点即可。因此，即使辩护方手中只握少量证据，其对公诉的威胁也不可低估；其二，被追究人的辩护因自身的自由、名誉、财产甚至生命的威胁而得到最强大的利益驱动，并同时而驱动其他相关人员。而公职人员的行为不受这种驱动，且有更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有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在自由市场上势力强大的国营企业不一定能竞争过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民营企业同理。如果允许辩护人从事辩护的“突然袭击”，在庭审实质化和律师调查权扩大及其法庭举证权充分扩张的情况下，可能对公诉造成较严重的损害。尤其是那些案情复杂、检控困难，被告人有一定经济势力和社会背景的案件。而且这种损害并不一定是靠事实和证据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一种辩护技巧（国外刑事诉讼，作为辩护技巧，有的律师为防止公诉方的庭前取证反击，有时把应开示的证据保留到必须开示的最后关头，而且如有可能，则尽可能不开示其证据）。这种辩护技巧还可能延误诉讼（在检察官要求休庭调查的情况下），也可能因时过境迁检方难以取证核实，其结果都是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正是由于单方面开示可能造成这种对诉讼的不良后果，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检控方单方面开示来对辩方的力量和能力进行“补偿”以趋于“平等武装”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相互开示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是有利于推动检控方作证据开示，从而最终有利于辩护活动的开展。这是因为只有相互开示（即使认可检察官有更大的开示责任），才可能因手段武装在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性和相互性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由于不移送案卷，庭前检控证据的全面开示必须在检察院进行，可以设想，如果辩护方通过侦查和起诉阶段的介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辩护证据，但到检察院阅卷时毫不透露，同时对检控方的全部证据材料却均予“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势必难以接受，其反应就是制造障碍，一是就如目前，不同意到检察院阅卷，主张律师应到法院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材料；二是如果某种法律文件被通过，要求检察机关让律师查阅证据，那么在执行中检察机关也会将律师查阅的时间、查阅的范围上尽量予以限制，以免公诉活动受到较大的损害（注：开示范围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是引起辩诉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时任日本东京高等检察厅公审部长亲崎雄指出，“公开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是牵涉到当事者之间实质性对等的意义及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内容这一诉讼结构之根本的问题，所以，必然有不能彼此让步的一面”。引自张光博等编译《世界各国律师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吉林法学会1985年内部印行，第255页。）。因此可以说， 确立辩护证据开示的制度，是保证检控方开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