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地名管理办法》的通 知


晋市政发[2002]39号
2002年10月30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晋城市地名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晋城市地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地名管理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包括：
(一)行政区划名称：即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名称；
(二)居民地名称：即自然村、城镇街道、街巷、居民区(片)、楼群(含楼门号码)名称；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即山、峰、沟、河、湖、泉、关隘、地形区等名称；
(四)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场等名称和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
(五)名胜古迹、纪念地、风景区名称；
(六)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有关名称。
第三条 我市地名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市民政局是本市地名管理机构，负责全市的地名管理工作，各县(市、区)民政局是本地地名管理机构，负责本县(市、区)的地名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地名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承办辖区内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办理审批手续并及时公布标准地名；
(三)检查、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地名的使用执行情况，制止并纠正滥用地名和地名使用不规范等行为；
(四)编辑出版地名图、录、志、词典等地名工具书；
（五)统筹、规划、建立和管理地名标志；
(六)收集建立、管理地名档案，开展地名咨询；
(七)开展地名学研究，并做好其他有关地名工作。
第四条 经市、县(市、区)地名管理机构规范化处理，并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
第五条 文件、报刊、广播、影视、教科书、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城建规划等使用地名，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使用地名等，都必须使用标准地名。
第六条 各有关部门印制涉及地名并公开发行的图书类，需经地名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付印。
第七条 地名管理应从我市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必须命名和更名时，按照本办法的原则和审批权限报经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
第八条 地名命名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人民团结；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特征并与城市规划所确定的使用功能相适应；含义健康，表达美好愿望，体现进步意义，符合社会道德风尚；
(二)—‘般不以人名、外国地名作地名；
(三)尊重群众意愿，并与有关各方充分协商；
(四)全市范围内，乡(镇)不重名或同音；县(市、区)范围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重名或同音；乡(镇)范围内，自然村不重名或同音；城镇内街道不重名或同音；
(五)行政区划名称，不以序数命名，个别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必须带序数命名时，要冠主地名；
(六)行政区划名称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场等名称，要与当地地名统一，派生地名要与主地名统一；
(七)地名用字要规范。要按规范汉字书写，使用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禁止使用自造字、已简化的繁体宇和已淘汰的异体字。汉语拼音拼写地名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具体拼写要以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区部分))为准。
第九条 地名更名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凡有损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妨碍民族团结，含义庸俗和带有侮辱性质的地名，必须更名；
(二)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二、四、五、六款规定的地名，在与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协商后，予以更名；
(三)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应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和用字；
(四)不明显属于上述范围的，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原则上不更改。更改地名应随着城乡发展逐步进行。
第十条 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市区规划区内街道、居民区(片)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拟定方案，经市地名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市区规划区以外、各县(市、区)城镇街道、居民区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地名管理机构备案。自然村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拟定方案，经所在县(市、区)地名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地名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 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风景区、名胜古迹的命名、更名，由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拟定方案，经市地名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跨市(地)的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场等的命名、更名，由要求命名、更名的单位拟定方案；经所在县(市、区)地名管理机构审核并经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时新启用的地名，须经地名管理机构审查核定。城镇中新建、改建、扩建地区，需要命名、更名或废除、归并、延伸时，主管部门应在规划时提出命名、更名方案，经同级地名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上一级地名管理机构备案。 未经办理地名审批手续的，规划、建设部门不得批准。
第十五条 凡需命名、更名的各类地名，应填写《山西省地名命名、更名表》，并将命名、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旧名、拟采用的新名的含义、来源一并加以说明。
第三章 城镇街道的层次和称谓
第十六条 晋城市城镇街道分为街、路、巷、小区四个层次。原则上东西走向的街道称街，南北走向的街道称路，路面宽不足五米的街道称巷，片状住宅(居民区)称小区或相同层次的地名名称。
第四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
第十七条 在街巷、村庄、集镇、车站、交通要道、居民区、自然地理实体和有必要设置地名标志的地方，都要设置地名标志。
第十八条 市区规划区内的街道牌、门牌等地名标志由市地名管理机构统+协调设置和管理；位于县(市、区)、乡(镇)、村庄驻地的街道牌、门牌等地名标志，·分别由县(市、区)地名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设置和管理。
第十九条 主干公路沿线的桥梁。涵洞、指向牌、地名牌等标志，由交通、公路部门设置和管理；公路上的县界标志由公安交警部门设置管理；市境内铁路沿线地名标志，由管辖的、铁路局设置和管理。
第二十条 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标志，由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责成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设置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专业部门所管辖的台、站、场、水库、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地名标志由各专业主管部门设置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地名标志的汉字、拼音书写、撰文、质量、规格和选位，应按管理权限报同级地名管理机构审核。
第二十三条 街道、巷门(楼)牌号的编制管理服从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全市范围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要自觉爱护地名标志，不得任意移动和毁坏。擅自移动毁坏地名标志的，依法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制裁和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其责任追究依照《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地名档案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全市地名档案工作接受省民政部门的统一指导，市、县(市、区)地名管理部门分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地名档案管理部门保管的地名档案资料，应不少于本级人民政府审批权限规定的地名数量。
第二十七条 地名档案的管理，按照《全国地名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档案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晋城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与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晋城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发布的《晋城市地名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