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刑法第306条/律师/获得辩护权/平等原则/人权
内容提要: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防止律师利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稍后制定的律师法中赋予他们的更广泛的权利进行违法行为，妨碍司法活动，新增了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1]该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自其产生，对于该罪名的争论和诟病就不绝于耳，更有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出取消第306条的议案。[2]第306条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2009年重庆打黑风暴中的李庄案，更是将这一罪名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理论界也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3]然而，所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刑法学的角度，而鲜见宪法学角度的研究。本文拟从宪法学的角度检视刑法第306条中的律师伪证罪，[4]以期为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该罪名的正当性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考路径。

一、刑法第306条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规范要求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如何理解其规范要求呢？这需要做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主要采取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依据文义解释，该规定要求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自由。从目的解释分析，辩护必须有利于被告人，同时被告人有权获得自由的辩护，辩护是免责的。也就是说，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是：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加以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那么，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呢？

（一）刑法第306条与“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存在抵牾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了律师可以通过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不仅是消极的防御，还是进行积极防御从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运用一切合法手段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包括运用技巧性的询问方式取得证人证言。而公诉方为履行控诉职能，会更多地关注有罪证据，难以全面收集可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通过这种相互对立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使诉讼权能趋于平衡。这种由双方各自举证的方式保证了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出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以及被告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辩护人则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与公诉人进行抗辩。法庭在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证据的核实，使需要证明的事实逐渐清晰，给法官运用证据进行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事实基础。而辩护人对有利证据进行遴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合法的引导过程。但每一个人对事实的描述或认识都有偏差，与司法机关认定不符的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诱导的结果，即引诱率可能是100%。那么，引导和引诱有明显的界限吗？关于引诱的含义，陈兴良教授从立法者解释、司法者解释和学理解释三个角度出发认为：“引诱必须采取一定手段，这种手段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与非物质利益的引诱。”[5]引导是带着人向某个目标行动，目标就是一种引诱。可见两个词语存在交叉的地方。因此，根据宪法可以实施的“引导”却可能违反了刑法规范。

（二）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行为限制了自由的辩护，从而限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

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而“引诱”的模糊性及“违背”的“事实”尚未确定使得法律允许的范围不清晰。在行为的法律许可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唯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都不要做。为避免风险，一些律师选择做消极辩护。消极辩护就是律师放弃调查取证权，只针对控方证据存在的问题或对法律的认识进行辩护；积极辩护则是律师拿出与控方相反的有利被告的证据来对抗控方的证据。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少数的专有权利之一，也是现代司法为实现控辩平等而作出的精良设计，更是被追诉人所获得的辩护权从消极的防御权向积极的防御权转化的必备武器。但由于律师不敢冒着涉嫌犯罪的风险去取证，必然导致刑事案件质量下降，当事人利益受损，进而使司法丧失公信力。实践中，对“引诱”的模糊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任意解释，使大量律师因“引诱”获罪。正是因为这一内涵不清的概念限制了辩护人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的辩护行为，导致刑事辩护率低，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据有关调查显示，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率仅为30％左右。[6]辩护人因怕担“引诱”之名而畏首畏尾、缩头缩脚、如履薄冰，不能自由地选择辩护的方式。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不当地干涉了被告人的消极自由，并且其积极作为不是为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提供条件和保障，而是限制了辩护人为被告人自由辩护的权利。

（三）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这种言论行为侵犯了宪法第125条包含的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有的职业豁免权

“引诱”很多时候仅是言论行为，抑或一个“眼神”。律师的辩护是其职业行为，应该如同人大代表一样具有豁免权，即“律师因执业行为及职务行为本身而产生的言论享有豁免权”[7]，不管是审前还是庭审中的言论，也不论是举证还是质证过程中的言论都具有豁免权。律师的职业豁免权并不是特权，而是律师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自然补偿；也是为达到与控诉方“平等武装”从而形成“平等竞争”的必然要求。据此，“引诱”这一言论在一般意义上应具有职业豁免权。很显然，因“引诱”获罪违反了律师的职业豁免权。

二、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原则

宪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反歧视与反特权。歧视是指被法律禁止的、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实施的、其效果或目的在于对承认、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进行区别、排斥、限制或优待的任何不合理的措施。[8]禁止歧视与平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平等并不反对任何差别，但却反对没有合理依据的区别对待。因此，“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本来的意义上，不是禁止在法律上任何差别的意思，……禁止被认为是基于不合理的理由的差别”。[9]没有理由的差别对待则构成歧视，而歧视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使得“对作为平等原则的消极方面的特权和歧视的特别禁止是出于抵制法律和法律实践中特定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政治需要”[10]。

平等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用来约束立法。它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必须严格遵循平等原则，即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立法者不得随意设定法律内容，而是应当受到宪法规范的支撑与制约。那么，立法者便有义务制定符合宪法精神与宪法规范要求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宪法目的的达成以及宪法价值的实现。因此，平等原则自然要求对赋予特权或设定差别待遇的法律内容加以合宪性审查。犯罪与刑罚作为法律保留的事项，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平等原则的规范，“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11]。这就意味着司法应该平等地对待公民，“司法并不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作出区别：既然这两个人都具有人的特征，他们在司法的眼中就是平等的”[12]。

（一）刑法第306条是对律师的无恰当理由的差别对待

要确定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第一，给予律师单独立法并特别处罚是否具有宪法上的合理依据？即是否需要差别对待；第二，如果单独立法并给予特别处罚是合理的，那么其程度是否也是合理的？即差别对待是否合理。前者可以从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政策及其所欲实践的目的考察；后者主要从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考察，即“禁止国家权力过度侵害和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3]。

首先，立法目的没能说明对律师进行差别对待的合理性。关于设立刑法第306条的目的，1997年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没有提及。但从人大代表张燕律师于2000年提出“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作出的答复中可以看出。该答复认为，随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权利的增大，其违法的几率也增大，为了防止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违法行为，有必要设立刑法第306条；而且，第307条与第306条在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不能合并；对于执法人员以此为根据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问题，[14]则还在研究中。

笔者以为，刑法将一种主体的犯罪特殊化，在普通法条所规定之罪外，以专门的单独条款来规范，应出于两种情况：第一，只有该特殊主体才能实施这一行为，其他人没有条件实施该行为；第二，该特殊主体实施与其它一般主体相同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普通条款所规定的法定性已经不能涵盖特别法条所规定之罪的处罚要求，需要加重处罚。该罪的犯罪主体，并不应具有唯一性，其他主体如检察官、法官、普通公民都可以成为这一行为的主体。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律师实施这一犯罪行为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既没有质的区别，也没有量的差异。尤其是司法人员“执法犯法”的危害性并不比律师“知法犯法”的危害性小。2007年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它还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法》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上述关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规定来看，三者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承担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但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律师身份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者”[15]到“社会法律工作者”[16]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演变，其职责也经历了从“为国家服务”到“为社会服务”再到“为当事人服务”的变化。身份和职责的变化导致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变化。律师的职责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说，律师“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是通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的，“辩护律师的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任何其他后果。……我们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寻找并利用一切于他们有利的因素”[17]。而法官和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台湾某学者从辩护人与检察官的区别角度说明了此问题：“辩护人为被告正当利益之保护者，亦即为保护被告之利益而附带协助刑事司法之公正实施，在此意义下，辩护人处于公益地位。然而辩护人之公益地位异于检察官之公益地位，盖检察官为站在具体国家目的之立场为追诉犯罪，借以维持社会秩序，但辩护人仅为保护被告之正当利益，以免无辜之人受国家处罚，或犯轻罪者受罪重之处罚，是其所关心者仅为个人之保护，不在于全社会之保护，由此所见，二者之公益地位所着重者，不完全相同。”[18]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比律师“知法犯法”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其执法犯法不仅损害个案中当事人的权利，更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刑法第307条对其妨害作证的行为加重处罚就是明证。

可以说，我国关于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和诉讼代理制度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从立法意图上看，都是以对律师职业行为进行规范为主导，而不是对律师权利的保护为主导。从该条的立法背景来看，表现出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能否正确把握其角色的怀疑，通过该法条的威慑作用来规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客观上的效果可能是以牺牲促进法治文明的在我国目前还不完善的刑事辩护与代理制度尤其是律师刑事辩护制度为相应代价。

由此可见，答复中以律师在实践中有违法行为为由而采取专门立法显然没有论证第306条存在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司法人员伪造证据、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违法行为绝不比律师少，且其危害性更大，[19]但刑法并没有对此单独立法而仅仅在第307条中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从答复中阐明的立法目的来看，无论是从犯罪主体是否唯一，还是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看，对于律师的差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

其次，给予律师更重的处罚是差别对待的另一表现。一方面，从犯罪构成来看，第307条的成立条件明显高出第306条。一是第306条包括三种犯罪行为，而第307条没有包括“毁灭、伪造证据”；二是第306条规定只要“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即构成犯罪，而第307条则必须达到“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程度，而前者又是非常主观且随意性非常大的行为，实践中律师多是因此获罪；三是就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而言，第306条中“情节严重”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而在第307条中“情节严重”是犯罪成立要件。答复认为“刑法对这两条分别加以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分两罪的特点和界限，保证司法机关准确应用法律，打击犯罪”，恰恰说明立法者对没有必要进行差别对待的律师进行了差别对待且给予了律师更重的处罚。另一方面，第306条中律师“引诱”与司法人员“引诱”的法律后果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法理论上一般将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分为两种：逼供和诱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见，我国只把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司法人员的诱供行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证属实后只是对有关供述不予采信，并不认为是犯罪，第307条亦无诱供的规定。而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在调查取证中的引诱行为则被定性为犯罪行为。

综上，对律师单独立法和给予更重的处罚的差别对待是没有合理理由的，构成了对律师的歧视。

（二）刑法第306条对律师的惩罚不符合比例原则

此外，除去刑法第306条本身是否合理不谈，仅从该法条所采用的惩罚手段与所欲达到的目的来看。宪政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关系应坚持的一项基本准则，泛指国家权力行使要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不得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非法侵犯。它包括三项子原则：手段符合目的的妥当性原则、手段所造成的损害最小的必要性原则和手段对个人的损害与产出的社会利益相均衡的原则。而必要性原则更受到各国普遍重视。它要求立法者衡量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所确认的侵犯手段能够达到立法目的的前提下，还应选择更为轻缓的措施。在刑法第306条中，从对证据的认定来看，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知，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材料在被采纳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前，都是有待查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伪证最终“面临证据提交和审查环节。如果证据尚未提交就不涉及、不具有证据的法律形式外观，就不能成为最终意义上的证据”[20]。对此控方完全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质疑，从而将这一证据材料排除出证据范围。另外，证据分一般性证据和关键性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威胁、引诱证人也有情节轻重之分。针对律师的伪证情节的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刑法是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不可越俎代庖。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之类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因此，不考虑定案的证据与证据材料、一般性证据与关键性证据的区别，无一例外地将所有伪证行为采用刑法规制，违反了必要性原则。

三、刑法第306条不利于保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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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零一条
（按衡平原则减少违约金）
一、违约金明显过多时，即使系基于嗣后原因所造成，法院仍得应债务人之请求而按衡平原则减少之；任何相反之订定，均属无效。
二、如债务已部分履行，则容许在第一款所指情况下减少违约金。
第三分节
债权人迟延
第八百零二条
（要件）
债权人无合理原因不受领依法向其提供之给付，或不作出必要行为以配合债务履行时，即视为债权人迟延。
第八百零三条
（债务人之责任）
一、自债权人迟延时起，对给付之标的，债务人仅就其故意负责，而对标的物所产生之收益，债务人仅就其已获得之收益负责。
二、在债权人迟延期间，无须支付债务之法定或约定利息。
第八百零四条
（风险）
一、债权人迟延时，即须对非出于债务人故意而作出之事实所引致之嗣后给付不能承担风险责任。
二、如属双务合同，且处于迟延中之债权人因给付之嗣后不能而丧失全部或部分债权，则仍须作出其对待给付；但债务人因其债务消灭而获得某种利益时，应在债权人之对待给付中扣除该利益之价额。
第八百零五条
（债务人之解除权）
债务之标的非为交付一物，且债权人处于迟延者，债务人得按规范债务人迟延之规定解除合同。
第八百零六条
（损害赔偿）
处于迟延之债权人应对债务人因提供给付未果、保管及保存有关标的而须作之额外开支给予损害赔偿。
第三节
给付之强制履行
第一分节
履行及执行之诉
第八百零七条
（一般原则）
债务人不自愿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透过司法途径要求债务之履行，并有权依法执行债务人之财产。
第八百零八条
（对第三人财产之执行）
第三人之财产用作担保债权者，又或该财产系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害之行为之标的，且债权人对该行为所提出之争议被判理由成立者，执行权之标的得为该第三人之财产。
第八百零九条
（对被查封财产之处分或设定负担）
处分被查封之财产或在其上设定负担之行为，对执行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不影响登记规则之适用。
第八百一十条
（债权之查封）
如债务人之某项债权被查封，而该债权因取决于被执行人或其债务人意思之原因在查封后消灭，则该消灭对执行人亦不产生法律效力。
第八百一十一条
（未到期之租金之免除或让与）
对在查封日尚未届满之时段所涉及之未到期租金，于查封前作出免除或让与，不得对抗执行人。
第八百一十二条
（因查封而生之优先权）
一、执行人因查封而取得优先于任何在查封前未有物权担保之债权人受偿之权利，但属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况除外。
二、如被执行人之财产已先被假扣押，则因查封而生之优先权，其效力即提前在假扣押日产生。
第八百一十三条
（查封物之失去、征收或毁损）
在查封物失去、被征收或价值减少之情况下，如第三人须作损害赔偿，则执行人对有关债权或以赔偿名义支付之款项，保留其对查封物原有之权利。
第八百一十四条
（执行中之变卖）
一、执行中之变卖将被执行人对变卖物之权利转移予取得该物之人。
二、被变卖之财产移转时，其上设定之担保权利即脱离该财产，且在其上设定之任何未在假扣押、查封或有关担保登记日之前登记之物权亦脱离该财产，但在该日前设定、且属无须登记即对第三人产生效力之物权除外。
三、按上款之规定而失效之第三人权利，将转为针对变卖有关财产之所得而存在。
第八百一十五条
（执行他人之物情况下之担保）
一、在执行他人之物之情况下，取得人得要求获得价金之人向其返还价金，并要求有过错之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弥补损害；第八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适用于该价金之返还。
二、如拥有该执行物之他人曾于变卖行为中或在变卖前申明其权利，而取得人知悉此事，则取得人不可请求弥补损害；但债权人或债务人已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者除外。
三、取得人得代位行使债权人对债务人之权利，以代替要求债权人返还价金。
第八百一十六条
（判给财产及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
以上各条有关变卖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判给财产及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之情况。
第二分节
特定执行
第八百一十七条
（特定物之交付）
如以特定物之交付作为给付内容，则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有权要求透过法院向其作出该交付。
第八百一十八条
（可代替事实之作出）
如债权之标的为作出可代替之事实，则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有权要求由他人作出该事实，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八百一十九条
（消极事实之作出）
一、如债务人有义务不为某行为却为之，且工作物已作成，则债权人有权要求将工作物拆除，费用由负有不作为义务之人负担。
二、拆除工作物对债务人造成之损失远超过债权人所受之损失时，上款赋予之权利终止，而债权人仅按一般规定取得对损害赔偿之权利；但工作物构成对债权人之一项绝对权之侵害，且仅透过拆除方可停止该侵害者除外。
第八百二十条
（预约合同）
一、如一人承担订立某合同之义务，而不遵守该预约，则在无相反之协议下，他方当事人得获得一判决，以产生未被该违约人作出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之效力，但此与违约人所承担债务之性质有抵触者除外。
二、为着上款规定之效力，在预约合同中，单纯存在交付订金之事实或曾为合同之不履行而定出违约金，均不视为相反之协议，而预约系涉及有偿移转或设定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之物权时，只要预约取得人已取得合同标的物之交付，即使有相反协议，预约取得人仍享有请求特定执行之权利。
三、应违约人之声请，法院得在产生未被该违约人作出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效力之判决中，命令按第四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变更合同。
四、如须特定执行之预约系涉及订立移转或设定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物权之有偿合同，而在有关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设有抵押权者，则为着消除抵押权，预约中之取得人得声请在第一款所指之判决中，亦判违反预约之人向其交付被抵押担保之债务款项，又或交付作为合同标的之单位所涉及之债务款项，并向其交付已到期及未到期之利息，而该等利息系计至上述款项清付时为止。
五、然而，仅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情况下，方适用上款之规定：
ａ） 有关抵押权之设定后于预约之订立；
ｂ） 有关抵押权之设定旨在就违反预约之人对第三人之一项债务作担保，且预约中之取得人非与该债务人共同承担该债务；
ｃ） 抵押权之消灭既不先于上述移转或设定，亦非与其同时者。
六、如属预约中之债务人可主张不履行抗辩之合同，而声请人在法院为其定出之期间内不作出其给付之提存，则有关诉讼将被判理由不成立。
第八百二十一条
（订立合同之法定义务）
上条第一款及第六款之制度适用于存在订立合同法定义务之情况。
第四节
向债权人作出之财产交管
第八百二十二条
（概念）
向债权人作出之财产交管，系指全部或部分债权人受债务人委托清算债务人全部或部分财产，并为满足其债权而彼此分配从清算有关财产而获得之收益。
第八百二十三条
（方式）
一、交管不仅应以书面作出，且尚须符合对有效移转交管之财产所要求之方式。
二、交管涉及须作登记之财产者，应予登记。
第八百二十四条
（交管财产之执行）
交管之财产尚未被转让时，未参与财产交管之债权人仍可执行该交管之财产；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及在交管后拥有债权之人不享有该执行权利。
第八百二十五条
（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及债务人之权利）
一、财产交管期间，有关财产之管理及处分权专属于接受交管财产之人。
二、然而，债务人对债权人之管理及处分仍拥有监督权，并有权在清算完结时要求提交报告；如交管期超逾一年，则有权在每年年终要求提交报告。
第八百二十六条
（债务人债务之解除）
仅自债权人从有关清算所得之收益中受领归其收取之部分时起，债务人之债务方按债权人受领之限度获得解除。
第八百二十七条
（交管之取消）
一、债务人对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履行债务后，得随时取消交管。
二、取消不具追溯效力。
第八章
履行以外之债务消灭原因
第一节
代物清偿
第八百二十八条
（容许情况）
如所给付之物或权利与应给付之物或权利不同，即使其价值较高者，亦仅在债权人容许时，债务人之债务方获解除。
第八百二十九条
（物或权利之瑕疵）
受领代物清偿之债权人按买卖规定享有对移转之物或权利之瑕疵担保；但债权人得不接受该物或权利，而选择获得原定之给付及所受损害之弥补。
第八百三十条
（代物清偿之无效或撤销）
如代物清偿基于可归责于债权人之原因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获悉代物清偿之日明知该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三十一条
（方便受偿之代物清偿）
一、如债务人所作之给付与应作之给付不同，以方便债权人透过该给付所实现之价值而满足其债权时，则该债权仅于获得满足之时按满足程度而消灭。
二、如以让与某项债权或承担某项债务为代物清偿之标的，则推定该代物清偿系按上款规定作出。
第二节
提存
第八百三十二条
（提存之发生）
一、在以下任一情况下，债务人得透过存放应给付之物解除债务：
ａ） 债务人基于债权人本人之任何原因以致不能作出给付或不能稳妥作出给付，且债务人对此并无过错者；
ｂ） 债权人处于迟延。
二、提存属自愿性。
第八百三十三条
（第三人之提存）
提存得应有权作出给付之第三人之要求而作出。
第八百三十四条
（取决于其它给付之履行）
如债务人有权在债权人作出对待给付时方作出履行，则债务人可要求在债权人未作出该给付前不将提存物交付债权人。
第八百三十五条
（提存物之交付）
提存后，保管提存物之人有义务将提存物交付债权人，而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其交付提存物。
第八百三十六条
（提存之废止）
一、债务人得透过在有关程序中作出意思表示将提存废止，并要求返还提存物。
二、如债权人已透过在有关程序中作出意思表示接受提存，或提存经确定判决视为有效，则废止之权利即消灭。
第八百三十七条
（债务之消灭）
提存经债权人接受或透过法院裁判而被宣告为有效时，债务人即如同已于提存日对债权人作出给付而获解除债务。
第三节
抵销
第八百三十八条
（要件）
一、如两人互为对方之债权人及债务人，则在同时符合下列要件下，任一人均得以其本身之债务与其债权人之债务抵销而解除债务：
ａ） 其债权系可透过司法途径予以请求，且不能援用实体法上之永久抗辩或一时抗辩以对抗该债权；
ｂ） 两项债务之标的均为种类及质量相同之可代替物。
二、如该两项债务之数额不同，得以相对应部分作抵销。
三、即使债务未经结算，仍可作抵销。
第八百三十九条
（抵销之实行）
一、抵销须透过一方当事人向他方作出意思表示为之。
二、抵销之意思表示，如附有条件或期限，不产生法律效力。
第八百四十条
（无偿给予之期限）
无偿给予债务人期限之债权人，不得在期限届至前抵销其债务。
第八百四十一条
（时效已完成之债权）
债权之时效虽完成，但在该债权与另一债权可相互抵销之日尚未能主张该时效之完成者，则仍可作抵销。
第八百四十二条
（债权间之相互关系）
一、抵销仅得涉及表意人之债务，而不得涉及第三人之债务，即使表意人可代替第三人作出给付亦然；但因第三人之债务而作出之执行将导致表意人有丧失其权益之危险者除外。
二、表意人仅得使用其债权作抵销，而不得使用他人之债权作抵销，即使获有关权利人同意亦然；表意人使用其债权作抵销，仅对其债权人产生效力。
第八百四十三条
（履行地点之不同）
一、即使两项债务应于不同地点履行，仍可作抵销，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二、然而，表意人有义务弥补他方当事人因不在原定地点受领其债权或履行其债务而遭受之损害。
第八百四十四条
（抵销之排除）
一、下列债权不得因抵销而消灭：
ａ） 因故意作出之不法事实而生之债权；
ｂ） 不能查封之债权，但两项债权性质相同者除外；
ｃ） 属澳门地区之债权，但法律容许抵销，又或抵销人须作给付之机构同为应清偿抵销人债权之机构者除外。
二、如抵销导致在有关债权可相互抵销前设定之第三人权利受损害，又或债务人曾放弃抵销，则亦不容许抵销。
第八百四十五条
（追溯效力）
抵销之意思表示作出后，双方债权视为已于可相互抵销时消灭。
第八百四十六条
（多项债权）
一、一方或他方当事人具有数项可抵销之债权时，由表意人选择所消灭之债权。
二、在表意人无作出选择之情况下，适用第七百七十三条及第七百七十四条之规定。
第八百四十七条
（抵销之无效或撤销）
抵销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后，有关债务继续存在；然而，如导致该抵销无效或可予撤销之情况系可归责于任一当事人，则由第三人为该当事人利益而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在抵销之意思表示作出时，第三人明知有关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四节
更新
第八百四十八条
（客体更新）
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一项新债务以取代原债务者为客体更新。
第八百四十九条
（主体更新）
因新债权人取代原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对新债权人负有新债务者，为取代债权人之更新；新债务人取代原债务人承担新债务，而使债权人解除原债务人之债务者，为取代债务人之更新。
第八百五十条
（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
承担新债务以取代原债务之意思，应明示表示之。
第八百五十一条
（更新之不产生效力）
一、如承担新债务时原债务已消灭，又或原债务其后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更新不产生法律效力。
二、如新债务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原债务继续存在；然而，如导致该债务无效或可予撤销之情况系可归责于债权人，则由第三人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获悉更新之日明知新债务之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五十二条
（担保）
一、原债务因更新而消灭；如无明确保留，则确保原债务之履行之担保亦告消灭，即使属依法产生之担保亦然。
二、涉及由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时，亦需要有该人作出之明确保留。
第八百五十三条
（防御方法）
可用以对抗原有之债之防御方法不得对抗新债权，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第五节
免除
第八百五十四条
（免除之合同性质）
一、债权人得透过与债务人订立合同而免除债务人之债务。
二、以生前法律行为所作之免除如具有慷慨行为之性质，即视为第九百三十四条及其后各条之规定所指之赠与。
第八百五十五条
（连带之债）
一、免除一连带债务人之债务者，仅就该债务人之债务部分解除其它连带债务人之债务。
二、如债权人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保留对其他债务人之全部权利，则其它债务人亦保留对被免除债务之债务人之全部求偿权。
三、如一连带债权人免除债务人之债务，则以属作出免除之债权人之部分为限解除该债务人对其他债权人之债务。
第八百五十六条
（不可分之债）
一、不可分之债之债权人免除债务人中之一人之债务者，适用第五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二、债权人中之一人免除债务人之债务者，并不解除该债务人对其他债权人之债务；但该等债权人仅在将免除债务之债权人所占部分之价额交付债务人时，方得要求债务人作出给付。
第八百五十七条
（对第三人产生之效力）
一、免除债务人之债务，亦使第三人受益。
二、免除保证人中之一人之保证债务，亦使其它保证人就该保证人之部分受益；然而，如其它保证人同意该免除，则该等保证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但另有意思表示者除外。
三、如因可归责于债权人之事实而导致其作出之免除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由第三人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其获悉该免除之日明知有关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五十八条
（担保之放弃）
放弃债务之担保不推定为免除债务。
第六节
混同
第八百五十九条
（概念）
一人就同一债务既为债权人亦为债务人者，债权及债务即告消灭。
第八百六十条
（连带之债）
一、如一人既为连带债务人亦为债权人，则以属该债务人之债务部分为限解除其它债务人之债务。
二、如一人既为连带债权人亦为债务人，则债务人即获解除属该连带债权人部分之债务。
第八百六十一条
（不可分之债）
一、在有数名债务人之不可分之债中，如一人既为债权人亦为债务人，则适用第五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二、在有数名债权人之不可分之债中，如因其中一债权人亦为债务人而发生混同之情况，则适用第八百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第八百六十二条
（对第三人产生之效力）
一、第三人之权利不因混同而受影响。
二、如于债权上为第三人设有用益权或质权，则在该用益权人或质权人利益所要求之限度内，有关债权不受混同影响而继续存在。
三、一人既为债务人亦为保证人者，保证即告消灭，但债权人对该担保之继续存在具有正当利益者除外。
四、在一人既为抵押物或质物之债权人亦为所有人之情况下，如债权人对抵押权及质权之继续存在具有利益，则在该利益可要求之限度内，该抵押权或质权仍继续存在。
第八百六十三条
（分开之财产）
如债权与债务分属不同之财产，则不发生混同。
第八百六十四条
（混同之终止）
一、如破坏混同之事实先于混同本身发生而使混同消除，则债务及其从属之债务重新出现，即使对第三人亦同。
二、如混同之终止可归责于债权人，则由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该第三人在获悉混同之日明知该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二编
各种合同
第一章
买卖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八百六十五条
（概念）
买卖系将一物之所有权或将其它权利移转以收取价金之合同。
第八百六十六条
（方式）
不动产之买卖合同，须以公证法所规定之方式订立，方为有效。
第八百六十七条
（争讼中之物或权利之买卖）
一、按第五百七十三条及第五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法律不容许受让争讼中之债权或权利之人，不得直接或透过他人而成为争讼中之物或权利之买受人。
二、违反上款规定之买卖除属无效外，亦导致买受人负有按一般规定弥补所造成损害之义务。
三、买受人不得主张上述之无效。
第八百六十八条
（合同费用）
合同费用及其它附带费用，均由买受人负担，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二节
买卖之效力
第八百六十九条
（基本效力）
买卖之基本效力如下：
ａ）将物之所有权或将权利之拥有权移转；
ｂ）物之交付义务；
ｃ）价金之支付义务。
第八百七十条
（将来之财产、待收孳息及一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
一、在出卖将来之财产、待收孳息或一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时，出卖人有义务按照所订定之内容或订立合同当时之具体情况而采取必要措施，使买受人能取得所出卖之财产。
二、如双方当事人给予有关合同射幸性质，即使财产最终并未移转，价金仍须支付。
第八百七十一条
（不确定存在或不确定拥有权之财产）
如就不确定是否存在或不确定拥有权谁属之财产进行买卖，且在合同内指出该不确定性，则即使财产不存在或不属于出卖人，价金仍须支付，但双方当事人指出有关合同不具射幸性质者除外。
第八百七十二条
（物之交付）
一、标的物应按买卖时所处之状况交付。
二、除另有订定外，交付义务之范围，包括标的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待收孳息及与标的物或权利有关之文件。
三、如上述文件内载有涉及出卖人利益之其它事宜，则出卖人有义务交付载有涉及买卖标的物或权利部分文件之认证缮本或具同等效力之影印本。
第八百七十三条
（价金之确定）
一、如公共实体并无定出有关价格，且双方当事人既无确定价金，亦无约定确定价金之方式，则以出卖人于订立合同日通常采用之价金为合同价金；如无该价金，则以订立合同时于买受人应履行合同地之市价为合同价金；上述规则不足以确定价金时，由法院按衡平原则之判断确定之。
二、当事人约定采用公平价格进行交易时，适用上款之规定。
第八百七十四条
（价金之减少）
一、按第二百八十五条或其它法律规定，买卖之范围缩至其标的中之一部分时，如在合同之总价金中曾明确指出该部分之价金，则以此作为该有效部分之价金。
二、如无明确指出该有效部分之价金，则以估价方式定出须减少之部分。
第八百七十五条
（支付价金之时间及地点）
一、价金应在交付出卖物之时刻及地点支付。
二、然而，如价金因双方订定或按习惯而无须在交付出卖物时支付，则应在债权人于价金债务履行时之住所为之。
第八百七十六条
（价金之欠付）
出卖人移转物之所有权或物上之权利及交付该物后，即不得以欠付价金为由解除合同，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三节
须计算、称量或度量之物之买卖
第八百七十七条
（买卖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
买卖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时，即使出卖之实际数量与合同内所表示之出卖数量不符，仍须根据出卖物之实际数目、重量或度量按比例支付价金。
第八百七十八条
（买卖不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
一、买卖不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时，即使在合同中曾指明出卖物之数目、重量或度量，而所指明之内容与实际不符，买受人仍须支付所订立之价金。
二、然而，如实际数量与合同内所表示之数量相差逾二十分之一，则价金须按比例增减。
第八百七十九条
（不足额与超出额之抵销）
仅以单一价金买卖特定且同类之多物，并指明各物之重量或度量时，如就其中一物或数物所定出之数量少于实际之数量，而就另一物或数物所定出之数量多于实际之数量者，则不足额与超出额之重合部分相互抵销。
第八百八十条
（收取价金差额权利之失效）
一、收取价金差额之权利，按照所涉及之物为动产或不动产而分别自物之交付经过六个月或一年失效；然而，如仅于交付后方可要求支付该差额，则有关期间由可提出该要求之时起计。
二、涉及应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之物之买卖时，由交付日起算之上款所指期间，仅自买受人受领标的物之日起计。
第八百八十一条
（合同之解除）
一、因适用第八百七十七条或第八百七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而须支付之价金，超出按所定出之数量计得之价金二十分之一时，如出卖人要求支付该超出部分，则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但其所为属欺诈者除外。
二、解除合同之权利，自出卖人以书面要求支付该超出部分时起经过三个月失效。
第四节
他人财产之买卖
第八百八十二条
（买卖之无效）
如出卖人不具出卖他人财产之正当性，则买卖属无效；但出卖人不得以无效对抗善意买受人，而存有欺诈之买受人亦不得以无效对抗善意出卖人。
第八百八十三条
（他人财产视作将来财产）
然而，如双方当事人均视他人财产为将来财产，则就他人财产之买卖须遵守有关将来财产之买卖制度。
第八百八十四条
（价金之返还）
一、他人财产之买卖属无效时，善意买受人有权要求返还全部价金，即使财产已失去、毁损或基于任何原因而减低价值者亦然。
二、然而，如买受人因财产之失去或减低价值而取得利益，则该利益应在出卖人须向买受人返还之价金及支付之赔偿内扣除。
第八百八十五条
（购自商人之物）
权利人向第三人要求取回由该第三人从进行同一种类物之交易之商人善意购入之物时，须向该第三人返还其为购入该物所支付之价金；但该权利人对有过错造成此损失之人享有求偿权。
第八百八十六条
（使合同转为有效）
出卖人一经以某种方式取得出卖物之所有权或所出卖之权利，合同即转为有效，而该所有权或权利则移转予买受人。
第八百八十七条
（合同不能转为有效之情况）
一、然而，发生下列任一事实时，合同不能转为有效：
ａ） 一方立约人已针对他方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
ｂ） 已返还全部或部分价金，或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且为债权人所接受；
ｃ） 在立约人所达成之和解中，已承认合同无效；
ｄ） 一方立约人已透过书面方式向他方表示希望合同被宣告无效。
二、上款ａ项及ｄ项之规定，不影响第八百八十二条第二部分规定之适用。
第八百八十八条
（使合同转为有效之义务）
一、如买受人为善意，则出卖人有义务取得出卖物之所有权或所出卖之权利，以补正买卖之无效。
二、存在上述义务时，买受人得要求如该义务未在法院定出之期间内履行，即产生上条第一款ａ项所指之效果。
第八百八十九条
（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一方立约人所为属善意，而他方存有欺诈时，善意之一方有权按一般规定获得损害赔偿；在合同之无效获得补正之情况下，赔偿范围包括如合同自始有效即不遭受之全部损失，而在无效不获得补正之情况下，则包括如合同未经订立即不遭受之全部损失。
第八百九十条
（无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出卖人之行为即使无欺诈、或甚至无过错，仍有义务向善意买受人作损害赔偿；然而，在上述任一情况下，赔偿之范围只包括非因奢侈开支而生之损害。
第八百九十一条
（未使买卖转为有效之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一、如出卖人须就不履行因买卖无效而生之补正义务或迟延履行该义务承担责任，则应在有关损害赔偿上附加以上各条所规定之损害赔偿中非涉及同一损失之部分。
二、然而，如属第八百八十九条所指之情况，则买受人为收取所失利益之损害赔偿，应在因订立无效合同而所失之利益与因未使合同有效或迟延履行此义务而所失之利益中作出选择。
第八百九十二条
（支付改善费之担保）
出卖人连带担保支付应由物主偿还予善意买受人之改善费。
第八百九十三条
（合同之部分无效）
合同涉及之财产中只有部分属他人所有，且合同之另一部分因适用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而为有效时，对合同之无效部分应遵守以上各项规定，而合同中所订定之价金则应按比例减少。
第八百九十四条
（候补规定）
一、如有相反约定，则不适用第八百八十四条、第八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八百九十条、第八百九十一条第一款及第八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但因该约定而获益之立约人所为属欺诈，他方立约人为善意者除外。
二、如出卖人作出合同意思表示，指出不担保其本身之正当性或对他人之追夺不予负责，则不适用上款所指之全部法律规定，但第八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除外。
三、买卖合同仅因出卖人不具正当性而按本节规定属无效者，合同中排除第一款所指候补规定之条款仍为有效。
第八百九十五条
（本节范围）
本节之规定仅适用于以他人之物当作本人之物而进行之买卖。
第五节
附负担财产之买卖
第八百九十六条
（因错误或欺诈而生之可撤销性）
如移转之权利上附有某些未于有关合同中指出之负担或限制，且其超出同类权利所固有之一般限制，则只要亦符合因错误或欺诈而可作出撤销之法定要件，该合同可因错误或欺诈而撤销。
第八百九十七条
（合同成为有效）
一、如权利上附有之负担或限制基于任何原因而消失，则合同之可撤销性即获补正。
二、然而，如因上述负担或限制之存在已对买受人造成损失，或买受人已请求法院撤销有关买卖，则可撤销性继续维持。
第八百九十八条
（使合同成为有效之义务）
一、出卖人有义务消除所存有之负担或限制，以补正合同之可撤销性。
二、消除之期间，由法院应买受人声请而定出。
第八百九十九条
（登记之注销）
出卖人应自付费用促使注销载于登记上但实际不存在之任何负担或限制。
第九百条
（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在欺诈情况下，出卖人应在买卖合同撤销后，向买受人赔偿如该合同未经订立其即不遭受之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