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语境中的绿色壁垒及我国的法律对策

高军１ 　罗锦祥２

摘要：环境保护是WTO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关税的降低以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一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环境议题的漏洞，将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国际贸易中大肆推行绿色壁垒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章分析了WTO语境中绿色壁垒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对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绿色壁垒　　　WTO　　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绿色壁垒的诞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类开始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关注环境、保护地球，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了人类的主题，它构成了绿色壁垒诞生的间接原因。绿色壁垒诞生的直接原因是，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关税之墙普遍变矮。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所形成的协议中对关税壁垒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定越来越严格，各国利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方式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实施其贸易保护战略，这种背景下，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便被一条绿色的纽带捆绑在了一起，绿色壁垒遂应运而生。绿色壁垒往往以WTO有关协定及国内公开立法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正当合理的要求，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将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逐步替代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②。因此，探讨WTO语境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并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是不无意义的。
一、WTO与“绿色壁垒”
WTO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旨的规则体系，在本质上是倾向于减少贸易障碍的。但如果不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规则之中，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市场及资本的国际化，污染循环的速度也将大大加快，单纯强调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对环境的压力。由于贸易过程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此，众多学者呼吁应对GATT（关贸总协定）/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使得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能共同、和谐地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1971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GATT起草了一项关于“工业污染控制与国际贸易”的研究报告，首次就环境与贸易问题作了探讨，并于同年11月成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到1994年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上，GATT缔约方通过《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明确指出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为实现环境保护、自由贸易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宗旨，并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属下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定位是用GATT的观点来解释环境问题，强化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在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GATT,后被GATT1994所代替。GATT1994第20 条“一般例外”在第2和第7款中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任何成员国都有权采取为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也规定了“一般例外”条款，允许成员国采取“保护人类与动物健康和生命的措施”，“基于养护可用尽的天然资源保护”为目的，可以背离WTO的基本原则和承诺；《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规定，“不应阻止各成员采取或实施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的实施不违反非歧视原则和构成变相的限制。缔约方可以实施高于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有其科学的依据。同时还引入了“预防原则”，允许在找不到“科学依据”时，可以临时性地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允许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技术标准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可实行自愿标准，规定各成员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保护环境，只要其对贸易的限制不超过为实现这一合理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当环境问题出现紧急情况时，成员可采取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公布或通知其技术规章和标准。此外，《农产品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政府采购协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作出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协议》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贸易与环境问题作了规定。
由于环保问题在WTO中处于发展阶段，“环保例外条款”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规定十分强调各成员方的权利享有，但对于行使此权利缺乏明确有效的约束性规范；同时，规范内容本身过于抽象，关键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给条款留有极大的解释空间，使得这些条款在实际作中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结果很容易被滥用，这就使得所有的绿色壁垒均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不论其真正目的何在。从一定意义上讲，WTO中的这些“环保例外条款”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设置绿色壁垒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绿色壁垒的类型及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行全面的严格检查，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一些发达国家往往设置过高的技术标准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重要工具。2、单方设置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或规定，向有关自愿的申请者颁发以表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获得绿色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该产品比其他在功能和竞争上类似的产品将产生较小的危害。各国的实践表明，无环境标志产品的进出口将受到数量和价格上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障碍。3、“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发展中国家要想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或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必须满足绿色包装的要求，否则，其产品就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4、绿色关税制度。发达国家根据GATT1994第2条规定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除上述几种形式外，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还有“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强制ISO14000认证、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以及要求回收利用、政府采购、押金制度等。
“绿色壁垒”一经出现便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到1992年底已有152个国际环保条约出台，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各自订立了名目繁多的环保“篱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我国农产品、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化工产品、玩具、中药等产品的出口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阻碍，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③有资料显示，1998年，上海对德国出口的单装内衣，因含偶氮染料而被迫中止出口，减少外销额达500万美元。同年欧盟以保儿童的身体健康为名，开始启用新的玩具卫生标准，规定儿童玩具中不得含有聚氯乙烯等成份，仅这一项规定就给我国玩具出口企业造成1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由于不符合国外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2002年约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阻。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商们却发现，与以前相比，“关税壁垒”虽然低了，但是以“绿色壁垒”为主体的“非关税壁垒”却越来越高，越来越森严。中国商品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不一定比加入WTO之前更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讲，“绿色壁垒将成为21世纪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最多也是较难突破的壁垒”④。如何冲破这些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将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考验。
三、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挡箭牌”。因此，绿色壁垒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绿色壁垒主要应“从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的动机来分析”，“如果进口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其抬高环保标准实际上是为了构筑阻挡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屏障,那么这种绿色壁垒无疑就是不正当的”。⑤具体而言，主要看绿色壁垒的设置是否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具体行为是否有本国已颁布的、全国统一规定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为依据；第二，是否符合WTO／GATT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则可以认定为是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笔者认为，在正确区分绿色壁垒设置目的的基础上，我国应对绿色壁垒总的原则是：对合理的绿色壁垒，应当“苦练内功”，提高贸易领域的环保水平以适应它，但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行为应当依法坚决斗争。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法律对策。
第一、在国内立法方面，应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距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往往倍受重视，所引用过的几百个国际环境协议，都没有受到质疑和责难。从已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来看，只要引用的国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往胜诉，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则往往败诉。因此，必须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同时，在立法时需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及时、全面地公布立法内容，对审批与检验的程序、项目、标准和期限要尽量明确、具体，以增加政策法规体系透明度，避免引起其他WTO成员方的质疑。此外，为切实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采取三种途径：１、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或激励企业实施IS0 14000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２、通过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环境税收等手段，利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多种政策导向促进企业推行清洁生产；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的环境标志互认，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加快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的步伐。
第二、建立绿色壁垒的预警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外技术性壁垒的预警机制，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对“绿色壁垒”给我国出口商品和市场带来的现实和潜在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深入地研究WTO有关环保争端的案例及贸易伙伴国的环境立法和贸易政策，以期“知己知彼”，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
第三、构筑本国合理的绿色壁垒。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我国在应对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的同时，可以从他国的经验中，找出我国可资借鉴的内容，制定相应的绿色认证制度和技术指标体系，具体的说就是制订一套严格的、符合WTO规则的控制进口的环保标准、法律法规，逐步建构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绿色壁垒，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环境利益。另外，针对那些对我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起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用。
第四、充分利用WTO有关协议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是GATT/WTO处理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贸易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争取在技术标准方面享有差别待遇，如果遇到国外不合理的技术贸易壁垒应主动与对方协商，达不成协议，可提交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仲裁。此外，随着 WTO的运行逐步从“实力导向”转为“规则导向”，我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团结与合作，一起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有关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讲座和谈判。在谈判制定贸易与环境协议时，要充分利用 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利益均享”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享有差别与更优惠的待遇，在多边谈判的基础上纠正现有环保条款的缺陷，与发达国家成员共同制定能够真正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与要求的公正合理的环保条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力争让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第五、利用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被WTO前任总干事鲁杰罗誉为WTO的“最独特的贡献”。⑥利用这一机制对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建设性作用，自生效以来，由发展中国家提交裁决的双边贸易争端占总数的80%以上，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迫切希望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特别是巴西和委内瑞拉申诉美国汽油管制案胜诉且美国接受了WTO的裁决，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WTO的信心。因此，对于那些违反WTO规则，以环境保护为名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我国政府及企业应积极应对，充分利用WTO中的谈判机制、合法对抗机制、报复机制、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以及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所认可的最惠国待遇提出抗辩，通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等机构来坚决予以抵制，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据WTO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可以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在国际法治背景下使用法律手段避免绿色壁垒对我国的滥用。

参考文献：
①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Ｊ],外向经济,2000,(1)
②④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21、334
③裴平.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0增刊
⑤⑥朱晓勤.ＷＴＯ与绿色壁垒:若干法律问题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1(4)

本文发表在《特区经济》05年第7期


保外就医，是指对在服刑期间确有严重疾病的罪犯经批准取保在监所外医治的一种临时性措施。是一种监外执行刑罚的法律制度。它是法制和文明的象征，体现了我国对服刑人员的人文关怀。然而，近年来，少数罪犯及亲属为使其逃避劳动改造惩罚，利用各种关系，伪造虚假病残鉴定文书，企图逃避法律监督。
保外就医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 因而法律在规定了保外就医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同时，也分别规定了保外就医的适用条件。
保外就医的适用条件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但“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同时“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
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去实施保外就医制度，那么就可以基本上达到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的两重效果。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保外就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变味”。
案例：广东江门获刑10年副市长靠假体检鉴定未坐牢
江门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林崇中被判入狱10年，但从宣判当天起，他就开始“保外就医”，一天牢也没坐，在外“逍遥”了一年。昨日，广东省检察院通报省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时透露，是看守所串通医院为林崇中出具了假体检鉴定，使其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目前其已被收监。
　　据介绍，在实际情况中，监外执行服刑人员常有“消失”的情况。省检察院表示，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加强了对监外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后是否依法收监执行等情况的监督。
　　通报中透露，河源某保外就医的朱某某在保外就医后就“人间蒸发”了，脱管长达10年，其于近日被抓获收监。
　　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广东省共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10469人，其中管制105人，缓刑6907人，假释1268人，暂予监外执行480人，剥夺政治权利1709人。
一、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
1、保外就医审批不严，造成了保外就医的滥用
因为我国的法律对保外就医的规定不甚严密，在1996((刑事诉讼法》实施前一直是遵照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几部门1990年颁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办理的，因规定权威性不强，各地都相应制定了这方面的细则，操作不是很规范，各地在尺度的掌握方面差异很大，漏洞很多。虽然存在着一套严密的审批程序，但很多地区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做到。有些单位擅自降低保外就医标准，对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标准的罪犯适用了保外就医，出现一些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外出打工经商，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疾病；有些单位甚至对自伤自残的罪犯也保外就医；这些都造成了保外就医的滥用。
2、在落实对保外就医犯的监督管理上，存在不负责任现象
一则监管机关和基层公安机关联系不够，监管机关在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后，把人保外后，没能及时送达法律文书，使保外就医的人员脱管失控；二则有些公安机关对保外就医人员的监管考查不严，定期的谈话和走访不够，甚至引起保外就医人员逃脱现象。
3、个别人徇私舞弊，致使有些罪犯利用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些犯罪分子企图钻法律的空子，利用病残取保逃避法律制裁，用行贿、拉关系的手段拉拢有关人员违法办理保外就医，以保代放。
4、操作程序不甚合法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实行定期保外就医制度。依据罪犯病情，可以一次批准决定保外就医时间半年至一年。期满前，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派干警实地考查或者发函调查。需要继续保外就医的，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延长半年至一年。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合规定的做法，如“一保到底”(在刑期之内，保外就医时间上没有限制)，拖办、漏办续保手续等。
5、病残鉴定程序不规范
病残鉴定必须经过委托单位、鉴定人、出具鉴定书等一系列规范流程, 当前病残鉴定程序比较混乱, 特别在鉴定书书写方面, 有的医生仅简单写了一个疾病病名诊断, 有的只简单写了疾病特征, 根本不具备鉴定书所应有的各类基本要素, 因此医生出具的应不是鉴定书, 而是一份诊断证明, 诊断证明是否具有鉴定的效力, 缺乏法律依据。另外对于续保的保外就医人员, 狱医在没有与当事人接触的基础上, 往往仅凭当事人寄来的病历资料和就诊医院的疾病证明, 就出具保外就医意见, 这与法医鉴定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对当事人在错案责任追究上, 法医单独对鉴定书的真实性负责, 而医生作为非鉴定人, 不负有类似鉴定人的单独法律上的义务。
6、病残鉴定医院管理混乱
刑诉法第214 条第三款规定: 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 必须保外就医的,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 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审批。而在实践中大多执行的却是司法部[1990]247 号文, 该文第六条规定: “保外就医的病残鉴定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 未设医院的, 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根据此规定, 可进行病残鉴定的医院范围广、数量多, 虽然比较方便, 但不规范, 难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这些医院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从对病残标准的理解和掌握上,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客观上使病残鉴定工作难以统一, 难以实现对病残鉴定的监督和制约, 使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有机可乘, 导致以保代放和收监难等问题。
二、保外就医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制度中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不完善、不落实。
鉴定责任制度是指有关人员违反鉴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目前对鉴定程序未作规定，具体义务难以确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由于不尽职守而导致错误鉴定、不及时续保、不尽考察义务的鉴定医师、保证人及相关部门人员无法追究其责任。这也给少数罪犯及其亲属钻鉴定管理的漏洞，以获取虚假病残鉴定证明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
第二、保外就医鉴定证明不实。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张冠李戴，弄虚作假。有的罪犯及家属利用医院管理上的漏洞，用有严重疾病的人顶替罪犯作身体健康检查，获取患病的报告单、CT、X光片等。其二、请客送礼，伪造鉴定。罪犯及亲属为了达到保外就医利用各种关系，采取请客送礼、贿赂等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有关执法人员、医护人员，使他们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为其提供虚假化验单、报告单。使罪犯由无病变有病，由小病变大病，为违法保外就医大开方便之门。其三、无法医技能，审查流于形式。普通的执法人员或检察人员由于缺乏法医技能，无法对病残鉴定结论和病历真伪进行审查监督，使少数不法分子伪造的假病历和假鉴定瞒混过关。其四、管理混乱，责任不明。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保外就医鉴定人员的技术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具体要求，缺乏对保外就医鉴定小组人员组成的明确规定，造成所有劳改机关医院和县以上医院的医生人人能鉴定，个个不负责的局面。
第三、在保外就医办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1、监督失控，形同虚设。根据法律规定，批准保外就医的机关，应将批准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机关认为保外就医不当的，应当在接到批准决定后一月内，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批准机关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但在实践中，有的监狱职能部门在上报保外就医时，我行我素，事前没有向检察机关(驻监检察室)证求意见，事后也不通报；有的批准机关事前、事后都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有的检察机关收到批准决定后，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医参与，不能对批准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核，导致监督失控，形同虚设。
2、应收监而未收监。监狱在对保外就医罪犯进行监督考察时，大多无法医参加，对保外就医人员病情缺乏真实性了解，使一些罪犯的病情基本好转或痊愈，仍然取保在外。
3、监狱自我考察，检察监督失控。大部分监狱对保外就医人员自行考察，从而使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人员监督失控。第四，应当续保而未及时续保。有的保外就医人员，病情未好转，需要继续治疗的，但原来的保外就医的时间已经结束，由于未及时续保，导致保外就医人员仍然取保在外，导致对保外就医人员监督失控。
第四、地域管辖差别，保外就医监督难以到位。
在外地劳改的罪犯办理保外就医后，大部分回原户籍所在地治疗。由于其监督单位与劳动改造单位没有任何隶属，病情是否治愈病，不能及时反馈到劳动改造单位，劳动改造单位对保外就医的罪犯了解甚少，使保外就医监督难以到位。如徐州市睢宁县罪犯李某被保外就医后，因为刑期较长（12年），病情痊愈后，其家人对外宣称其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并搭起灵棚，操办丧事，欺骗保外就医的监督机关。实际上，李某为逃避法律制裁，改名换姓，外出打工。由于缺少对李某的有效监督和信息反馈，至今李某仍然杳无音信，监狱无法对其收监。
第五、少数单位和干警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单位和干警不能严格执法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有些单位从本身利益出发，为违法保外就医开了绿灯。有些干警为经济利益驱动，徇私情、徇私利、弄虚作假，使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得以保外，逃避法律制裁。
第六、执行机关任务重，警力有限。
具体负责保外就医监管考察工作的派出所，既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和刑事案件，又要负责外来人口和重点人口的管理，再去过问保外就医罪犯在哪个医院治疗，治疗情况怎样，一些派出所民警反映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七、群众监管名存实亡。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群监群管力量薄弱。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大都把精力放在应付日常工作和发展经济上，群监群管观念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已淡化甚至消失，成立帮教组织，只是挂个名而已， 有的地方甚至连挂名都没有。
三、完善保外就医制度的对策
为了加强对保外就医人员管理和监督，根据中央政法委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工作的监督，要“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从程序上确保外就医工作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如何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环环紧扣，同步监督。
要做好保外就医监督工作，首先要监督该保外就医鉴定医院是否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指定医院，罪犯的病残鉴定是否准确、规范，呈报的材料是否齐全，程序是否规范，批准（决定）机关的意见是否得当，相关法律文书是否规范，送达是否及时。其次是监督执行机关干部是否对保外就医罪犯依法监督、管理，保外就医背后是否存在的职务犯罪案件。此外，检察机关内部监所检察部门与检察技术部门应通力合作，形成整体合力，共同监督，切实保证保外就医工作环环紧扣，同步监督，依法进行。
第二、完善鉴定组织，明确责任。
在劳改机关医院或县以上医院成立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小组，该小组中必须要有政法机关的专职法医参加。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罪犯进行监督审查时必须有法医参加，并对法医参与监督形成制度。检察机关法医在监督审查后，应当出具病情审查报告。有关批准部门领导在审查批准保外就医时，对无检察机关法医病情审查报告的应当拒绝签字。并且对保外就医实行首办责任制，对经办保外就医审批手续的领导、干警和法医审查人员实行错办追究责任制，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板子打在那个人身上，促进经办人员严格履行法律职责。在罪犯进行身体检查时，经办干警和执法机关法医和检察机关法医应对罪犯身体检查全程监控，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对医疗单位或个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据的直接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检察机关要及时向报请机关提出，并督促报请机关对罪犯的病残情况进行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时，检察机关应派员参加。
第三、设立异地监督机制。
监狱、看守所办理了出狱、出所手续以后，保外就医罪犯押解至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改造地检察机关，应把保外就医罪犯的具体情况抄送罪犯居住地的人民检察院，以便于居住地的检察机关能及时了解情况。保外就医居住地的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监督，定期深入保外就医罪犯居住地，了解执行公安机关派出所（或监督机关）具体监管考察的情况是否得力，监管制度是否健全、监管措施是否落实，保外就医罪犯是否脱管，罪犯保外就医情形消失后，是否有逃避监管的情形。发现以上情况，应及时通知罪犯改造地检察机关或监狱，监狱应及时收监，如收监不及时，应通知罪犯改造地检察机关，由改造地检察机关向监狱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同时，改造地检察机关应对罪犯保外就医执行情况，建立、健全定期查制度、实地考察制度、专项检察制度等，切实保证检察机关对罪犯保外就医活动全过程，实现同步监督。居住地检察机关应在检察机关法医的参与下，每年对保外就医人员进行1-2次实地监督考察，对其所患疾病建立档案。并对违规错办保外就医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应追究检察机关监督人员和法医的失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堵塞漏洞，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的产生，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四、健全并落实有关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1、鉴定医院的工作人员、鉴定医师以及承担监督管理职责的公安人员，不履行相关义务，甚至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追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督促保证人切实履行保证职责。如可借鉴取保候审中保证人有关责任的规定，对于不履行保证义务的，可以对保证人进行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