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下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1995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各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将财政部《关于下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财预字〔1995〕27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及时与财政部门联系，遵照执行。并将该通知转告所辖下级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诉讼费用的管理，在没有新的管理办法出台之前，仍按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法（司）发〔1989〕25号”文件的规定，严格掌握使用诉讼费用。要严格按照最高法院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收取诉讼费用，切实纠正乱收费，禁止诉讼费与岗位责任制挂钩提成。
各地在诉讼费用管理和使用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与我院计划财务装备局联系。

附：财政部关于下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3〕19号《关于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精神，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有关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即收支两条线，下同）后有关具体实施办法规定如下：
一、关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的管理与缴纳
（一）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执行收费和罚没的机构（简称执收执罚单位，下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收费或罚款时，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性收费票据和罚款票据（中央主管部门应使用财政部认可的票据，地方主管部门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制定的票据），并按要求的内容认真填写。执收执罚单位和部门要建立健全收、罚票据的领用、缴销管理制度和收、罚款的会计核算制度，并加强对收费和罚款管理的监督检查。
（二）各部门、各单位的罚没收入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如数上缴财政。行政性收费（不包括法院收取的诉讼费，下同），凡财政部已明确纳入预算的，应按规定上缴同级财政；尚未纳入预算的，按现行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实行预算外专户储存管理，由部门和单位按规定用途和范围使用，并接受财政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应加强对执收执罚单位、部门罚款和收费的管理与监督。
各级主管部门应积极落实并督促下级部门认真执行《规定》和财政部的有关文件，将收费（指按财政部门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下同）和罚没收入及时足额地上缴财政。
（三）各执收执罚单位缴纳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预算科目、归属、缴款期限、缴款办法，按《规定》和财政部有关罚没收入及行政性收费管理的规定执行。
（四）罚没收入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律由执罚单位按规定就地缴入国库。
行政性收费由执收单位按预算级次办理缴库。凡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由主管部门集中缴纳的行政性收费，可由基层收款单位将征收的款项按规定的解交额度或比例在限定的期限内逐级汇解，并由主管部门汇总向同级财政缴纳；未经财政部门同意，主管部门不得随意集中或抽调下级单位的行政性收费。
（五）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缴管理工作，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随意调整收费、罚款的范围和比例。在坚决纠正、禁止乱收费、滥罚款的同时，对按有关法律和法规应该收缴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应做到应收尽收。任何单位不得隐匿不交、挪用或自行坐支。
各项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严格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执行，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单位下达执收执罚的指标，也不得指派公检法部门代收其他费用。
二、关于执收执罚单位经费预算的核定
（一）各执收执罚单位应于每年第四季度根据财政部门的部署，编报下年度经费预算。经费预算经主管部门汇总报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执行。
（二）各级财政部门核定执收执罚单位经费预算的基本原则和依据是：第一，对定员定额执行统一的标准；第二，在上年度预算实际执行结果的基础上考虑本年度收支变化因素，尽可能保证其正常经费供给的合理增长；第三，对于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的特殊需要，财政部门在核定预算时应给以必要的倾斜。
（三）对执收执罚单位，要根据实行收支“两条线”后单位经费来源变化情况和财政核定的支出基数，重新确认单位的预算管理形式。对于过去没有财政拨款，完全靠收费解决其支出的单位，财政部门应参考同类单位的标准确定其正常经费定额；对于代收行政性收费的事业单位或其他有正常经费来源的单位，财政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拨补代收手续费或收费工本费，并要制定费用拨补标准和管理办法。
（四）为了保证执收执罚单位的经费随着业务发展相应有所增长，各级财政部门对收纳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单设科目核算，用作安排执收执罚单位经费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支出的资金来源。预算安排可根据不同部门办案的实际需要，采用以下不同办法：
1．为了保证公检法部门正常办案需要，对公检法部门正常的人均公用经费，要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一倍以上的标准来安排。对于特大案件和重大装备所需经费，可向财政部门专题申报，适当解决。以上经费可用公检法部门上交的罚没收入安排，但不得与部门上交的罚没收入直接挂钩。
对公检法部门上交的行政性收费收入，财政部门应首先用于解决单位完成执法任务所必须的支出，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对公检法部门的办案经费补助，但安排数额不得与部门上交收入挂钩。
2．对其他执收执罚部门上交的行政性收费，原则上应用于安排各部门执法所需的经费预算。但安排数额不得与部门上交收入挂钩；部门收取上交的罚没收入也应安排一部分用于部门的办案经费补助，具体预算安排，由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对公检法部门和其他执收执罚部门经费预算的安排，省级财政部门可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上述规定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规定。
（五）对特殊贫困地区，上级财政部门应适当给予专项补助，以保证贫困地区执法部门所必须的经费供给。对省内各县之间可能出现的经费不平衡，省级财政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调剂，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研究确定。
（六）按上述办法安排执收执罚部门办案经费后，各执收执罚单位在办案中不得再用摊派、集资、报销等手段向发案单位转嫁办案所需的经费。
三、执收执罚单位预算的执行
执收执罚单位应按批准的预算和财政部门规定的经费开支标准执行，不得任意扩大经费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也不得在财政部门核拨的经费之外在社会上以任何名目收取费用或向其他工作关系单位报销费用。
执收执罚单位在预算执行中因工作任务调整或其他重大变化对确定的预算有较大影响，需要追加追减的，应报请主管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预算执行中执收执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根据同级财政部门的要求，定期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对预算执行中的问题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反映。
财政部门应按预算及时足额地拨付执收执罚单位的正常经费。主管部门在转拨经费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延压财政部门拨付的经费。
四、关于执收执罚单位决算的编报
各执收执罚单位在预算年度终了，应按财政部门的要求编报决算。单位年度各项收支应在决算报表中准确、完整、真实反映，对某些特殊事项应加以说明。严禁弄虚作假，虚列支出。主管部门应对所属单位编报的决算认真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汇总的收支决算报财政部门审批。
五、关于执行监督与处罚
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与执收执罚单位必须按本实施办法的各项规定执行。各单位应加强单位自身的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节约使用资金，反对铺张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执收执罚单位的收支管理与监督，并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各执收执罚部门收罚收入和支出的监督管理，并接受同级政府及上级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
本文下发后，如发生下列违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一）执收执罚单位执收执罚时，使用未经财政部门认可的收、罚票据的；
（二）执收执罚单位不按法律法规规定执收执罚，任意改变收费罚款标准与范围，滥收滥罚，或者应收不收，应罚不罚，少收少罚的；
（三）执收执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将收入及时足额上交财政，随意拖欠不交或者截留挪用的；
（四）执收执罚单位通过摊派、集资、报销办案费用等手段向其他单位转嫁办案费用的；
（五）执收执罚单位或主管部门不按规定要求编报预算、决算，拒绝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
（六）地方政府或财政部门对执法单位硬性下达罚款收入任务指标的；
（七）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执收执罚单位搞收支直接挂钩的。
凡是有上述行为之一者，要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应追究有关行政领导的法律责任。


对一“保险诈骗案”所涉相关问题探讨
王晓辉*
一、 问题的提出：是牵连犯还是想像竞合犯
基本案情：行为人王某为了诈取保险金与张某合谋，由张某将王某从一汽车公司承包的客车烧掉，事后付给张某一定的酬金。该客车归汽车公司所有，投保人和受益人均为汽车公司。一日凌晨，张某携带汽油到汽车公司，将王某停放在汽车公司院内的客车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五千余元。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事后，王某将客车被人烧毁的情况通报该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未能及时查明起火原因，遂向投保人支付赔偿款三万余元。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为骗取保险金，以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方法，通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骗得保险金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目的是骗取保险金，但他们只实施了放火烧车这一个行为，并未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且行为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其欲以放火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行为人放火烧毁汽车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触犯了两个罪名，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它只是预备行为，构成预备犯；而行为本身又构成放火罪。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的特征。因此，根据想像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以放火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该观点一方面认为行为人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罪的行为，但又承认放火烧车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自相矛盾。其二，以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和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为由，否认其实施该犯罪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即使不具备某罪的主体资格，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实施该种犯罪，否则在现行刑事规范条件下，就不能解释妇女也可以成立强奸罪的共犯甚至是实行犯；而且，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不能阻却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而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也不能阻却保险诈骗罪的成立，因为刑法关注的是其保护的法益受到了多大程度的侵害，而不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是否获取或者获取了多少利益。其三，没有全面准确地认识行为人的整个行为过程，忽略了行为人“接他人之手”犯罪的事实，简单的将行为人实施放火烧车的行为归结为“一个行为”，不能解释骗取保险金的故意与实施放火行为的主客观相脱离的矛盾。笔者以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与保险诈骗罪，两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牵连犯。
二、 想像竞合犯和牵连犯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是罪数形态领域的问题。其界限在理论上往往易于混淆，在实践中也难以辨别。想像竞合犯，亦称想像数罪，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 简言之，即是一个危害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从法理上分析，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既可以是数个内容不同的犯罪故意，也可以是数个不同的犯罪过失，而且也可以包括犯罪故意和过失。“从一定程度上讲，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是受具体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制约的犯罪行为构成想像竞合犯的根本原因或基本前提，也是想像竞合犯其他构成特征的基础。” 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即是说，不同的具体罪过必须体现于一个危害社会行为之中，并借助于一个危害行为方能达到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该一危害行为必须同时直接作用于体现不同直接客体的数个犯罪对象，进而侵犯不同的直接客体。
牵连犯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也就是说，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一犯罪目的，而实施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其采取的方法行为（或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可构成另一个独立的犯罪。申言之，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形成了牵连犯罪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应的数个犯罪罪过。在这些罪过的支配下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独立并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这些危害行为具有牵连关系。所以，要成立牵连犯，必须在某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手段实施的行为，或者某一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结果事实的行为。亦即数个行为，这些行为必须立于“手段—目的”、“原因—结果”的关系。而且，这数行为都符合独立的构成要件的犯罪。所以，犯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前行为或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为主犯罪本身所吸收，不成立独立的犯罪时，当然不构成牵连犯。
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同属“处断的一罪”的罪数形态，因而在理论上有许多若干相通或相似之处，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从二者的概念分析，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存在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往往可以找到数个罪过和数个结果。此外，牵连犯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往往被理解为犯罪方法或犯罪结果，这就使两者常被人们混同。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成立牵连犯的首要条件是其行为的复数性，数行为的存在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且数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而想像竞合犯是实质的一罪，行为人实施一行为所采取的犯罪方法或造成的犯罪结果虽然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但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也就不存在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的问题。例如，用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尽管有放火的方法或致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触犯的放火罪和杀人罪两个罪名的行为有一定的重合性，即基于数个罪过的该行为所涉数罪的构成要件有部分的交叉或重叠。在整个犯罪构成中居于核心或重要地位的危害行为是单一的，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共有；其所侵犯的数个直接客体及所造成的数个危害结果，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等量危害行为与之相对应，只是因观念上的竞合或人们主观上的“想像”而构成了数罪。由此，牵连犯与想像竞合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还是数个行为。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可以从本质上将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本案中王某究竟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不管主张想像竞合罪还是坚持牵连犯，都承认王某放火罪的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王某有没有实施保险诈骗的行为。主张想像竞合犯的观点，认为王某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行为；放火烧车的行为具有双重的性质，只实施了放火一个行为。笔者认为，王某虽然不具备该罪主体资格，也没有亲手实施该行为，但他通过不知情的投保人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根据刑法理论中间接实行犯的概念，可以认为王某间接实行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
三、间接实行犯与身份：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也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特殊主体之罪
我国刑法对间接实行犯并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却客观存在。刑法理论也有间接实行犯的概念。间接实行犯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中介由于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或不发生共同犯罪关系，间接实行犯对于其所通过中介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统一，就是间接实行犯。 间接实行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他人是实施间接性，或称构成要件的间接充足性。其行为主要由诱致行为和通过他人工具性行为构成。间接实行犯在本质上与直接实行犯一样，都是实行犯。 尽管学者在论述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根据的时候，所持意见不一， 但其正犯性是确定的。首先，间接实行犯在主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故意，这种故意是建立在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第三者或某些合法表象的基础之上，希望通过被利用者的行为达到预期的犯罪结果。其次，客观方面，间接实行犯实施了利用他人行为来实行犯罪，被利用者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实行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根据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少数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统一起来，便是间接实行犯质的规定性，也是间接实行犯特殊的犯罪构成及应当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但是，间接实行犯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例如，在身份犯的情况下，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能实施间接实行这种犯罪，但是可否利用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成为间接实行犯呢？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说，认为一切犯罪都可以成立间接实行犯，没有身份的人利用有身份而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犯罪而成立间接实行犯。二是否定说，认为没有一定身份的人，即使利用有身份的人实施犯罪，其自身也不能成立犯罪。三是折衷说，认为以一定的身份为成立要件的犯罪，无身份者对此可否成立间接实行犯，应视身份对于犯罪的性质而决定。凡依法律的精神，可推知该项处罚规定是专门对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设的，则无此身份的人不能成立为直接实行犯，也不得成立间接实行犯。反之，以身份为要件的犯罪，其身份仅为侵害法益事项发生的要件的，则无身份的人仍可利用有身份的人完成侵害法益的事实，而无妨于犯罪的成立，应认为可以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肯定说和否定说不适当地扩大和缩小了间接实行犯的范围，是不妥的。笔者赞同折衷说。就保险诈骗罪而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其主体一般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那么，不具备这一主体资格的人可否利用有此身份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单独构成保险罪呢？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该罪的主体身份并不是由保险诈骗罪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身份。无身份的人仍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关系侵害保险制度和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也许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作出限定提出异议。“从理论上说，保险诈骗罪完全有可能由一般主体实施，而且一般主体实施或者特殊主体实施在行为的客观表现，行为人的犯罪恶性以及对保险业的危害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只要是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的，不管是什么人实施，其性质是一样的。” 由此，笔者认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资格的人，可以通过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
四、行为个数的判定：行为人实施了放火和诈骗保险金两个行为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牵连犯与间接实行犯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关于行为一个性的判断标准，有如下几种学说： （1）主张根据自然的观察来认定；（2）主张根据社会的见解来认定；（3）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来认定。上述诸说，第一种观点很少被采用。由于自然的意思活动在社会的意义的关联中，受统一的评价，自然意义上的一个行为在社会观念上能认为是一个，所以主张结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见解也受到了批评。认为舍去构成要件的观点来决定行为的个数，在这一点上是有疑问的，即认为是观念的竞合或者认为是并合罪，不应当离开对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评价来考虑，而应当根据其构成要件的评价与“科刑”的均衡这一观点来决定。因此，山中敬一据此概括起来说：“认为是以自然的，社会的判断为基础，而且加以从构成要件的观点所作的规范判断的综合判断，应当说是妥当的。”马克昌教授也认为综合上述三说的综合说，“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与触犯数个罪名相关联，因此还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的理解。
根据综合说，在想像竞合犯情况下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合问题。这就会产生在怎样的范围内重合被认为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对此，理论上有四种学说：（1）主要部分合致说，或称主要部分合体说，认为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各自然的行为至少要其主要部分重合；（2）一部分合致说，或称一部合体说，认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重合就够了；（3）着手一体说，或称着手合体说，认为在实行的着手阶段各个自然的行为要一体化；（4）分割不能说，认为必须实施一种行为不实施另一种行为是不可能的，分割开来就不可能来考虑。上述诸说中，一部分合致说过分的扩大了一个行为的范围；着手一体说要求着手时间一致，则缩小了一个行为的范围。而分割不能说的判断标准暧昧。尽管主张主要部分合致说中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怎样的范围欠明确性，但该说是最妥当的。马克昌教授认为，“主要部分合致说虽然什么是主要部分有不明确之处，但在实际中一般是可以认定的，因而与其他各说相比，还是当以此说为妥。”
根据主要部分合致说，判断所涉数罪名的行为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就要看其构成要件的行为在主要部分是否重合。例如，以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在这些情况下，放火罪和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大部分是重合的，杀人的后果是在放火行为过程中同步完成的。行为人尽管有方法或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又例如，行为人以伪造证件印章的方法，诈骗他人钱财，由于伪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与诈骗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交叉或重合的关系，而且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
本案中，行为人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构成放火犯罪，但这一行为充其量只是骗取保险金的预备行为，因为，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开始实施索赔行为或者开始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本罪的着手。 放火行为只是为骗取保险金制造了条件，而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要行为。如果认为本案中行为只有一个行为（即放火行为，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被放火行为吸收），在汽车公司缺乏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则无法解释保险公司被诈骗的事实，也无法说明行为人诈骗保险金的故意与放火烧车这一行为之间的主客观偏离的矛盾。结合想像竞合犯的概念，认为行为人只有一个行为则会出现逻辑上的两难：如果说放火是保险诈骗犯罪的方法，则必须在承认保险诈骗罪的前提下，放火仅仅是一个方法，而非相对独立的行为，这与想像竞合犯情况下定放火罪相矛盾；或者说行为人主观上想放火而造成了保险诈骗罪的结果，也即是保险诈骗只是放火罪的犯罪结果，这与案件事实和刑法理论相悖的。
那么，本案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行为呢？笔者持肯定态度。首先，王某基于诈骗保险金的犯罪意图和根本目的，实施了放火烧车的行为，并通过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根据间接实行犯的理论，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对王某而言具有正犯性；其次，放火烧车的行为与通过汽车公司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数行为，且分别构成了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最后，放火烧车的行为对于诈骗保险的行为而言是方法行为，两者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
五、结论：牵连犯的成立与处断
根据以上的分析，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在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后，向汽车公司谎称汽车被人烧毁，通过汽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致使保险公司财产的损失。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触犯了两个不同罪名，属于牵连犯。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牵连犯的概念及处罚原则未作规定，但这种数罪形态因数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际上客观存在。尽管刑法理论上对牵连如何处理存在分歧， 但目前公认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中的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并不排除刑法另有规定。即是说，对某些牵连犯如刑法明文规定要数罪并罚，还是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保险诈骗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这一规定，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