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
民委发[2010]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民语委（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民委“三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目前仍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不仅是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国家宝贵的资源。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区、州盟、县旗四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和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体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不断完善；民汉“双语”教学初具规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壮大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队伍；有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在翻译、出版、教育、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信息处理等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水平大大提高。
（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国内改革发展进程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领域有所扩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公民学习和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种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进步现象，同时，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有的甚至走向濒危，需要保护；“双语”教育亟待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是我国民族工作和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对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五）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法规，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尊重语言发展规律，积极稳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六）基本原则。坚持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保护、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保障各民族公民选择学习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发展；坚持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七）主要任务。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制建设；搞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工作；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教育、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事业；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协作交流和人才培养；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三、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
（八）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有关规定，营造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和谐相处、健康发展。
（九）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积极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管理的法律法规，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依法使用。为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翻译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用规范汉字和本民族文字印制少数民族公民的身份和资格证件；依法规范公共领域的文字使用；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影视节目的制作、译制和播出能力；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和新兴传播载体有序发展。
（十）参与做好“双语”教学工作。协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把学前“双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扩大“双语”教学覆盖面；培养和培训“双语”教师；编写出版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双语”乡土教材、课外读物；建立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衔接体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效的“双语”教学模式。
（十一）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民族地区学习使用“双语”的激励机制和基层干部“双语”培训计划。推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务员录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干部选拔等工作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人才。
（十二）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工作。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培养培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人才。研究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资格认证和等级考试制度。组织编写翻译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科普、文化等领域“双语”读物，逐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优秀出版物、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优秀出版物双向翻译出版的数量和质量。为社会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服务。
（十三）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工作。各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协同有关部门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进程，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建设；制定少数民族人名地名汉字音译转写和拉丁转写规范；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词术语审定发布制度，定期发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词术语审定公告；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社会宣传、服务工作，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社会知晓度和应用水平。
（十四）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工作。协同有关部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基础研究和软件研发，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统一平台建设，提高软件研发的水平与效益；建设多语种、多文种、多用途的民族语言资源数据库，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字化产品的推广应用工作；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软件产品的监管力度，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十五）加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工作。研究制定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措施，指导实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保护计划。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调查、收集、研究、整理、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资料。
（十六）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组织和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理论和应用问题进行研究。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调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理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等研究。以大学为依托，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人才，形成老中青相结合、汉族专家和少数民族专家相结合、语言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专家相结合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队伍。
（十七）加强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工作。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组织的建立、办事机构的设置、具体的协作工作等，由参加协作的省区（市）协商决定。本着平等协商、自愿协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协作机构的议事协调功能，促进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民委对协作工作给予宏观指导和必要支持。
（十八）积极稳妥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加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四、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保障机制
（十九）建立健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形成政府统筹协调、业务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格局。各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本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状况，深入研究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性意见和建议，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切实履行好管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责。定期召开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
（二十）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和各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的持续发展。
（二十一）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对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使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规政策切实得到落实，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需要。
国 家 民 委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
吴莹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案件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也在逐年增多。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对于妥善处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妥善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不但可以恰当地惩罚犯罪，又可以最小的化解刑罚的负面效应，平息诉讼双方的矛盾，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面临着诸如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惩罚性与补偿性、公权与私权等方面的价值冲突。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的关系，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当前应当深刻探讨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必要性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可否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律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附带民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的，可以酌情处罚，主要理由是：第一，行为人犯罪前后的行为，前后的行为表现属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证明其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相对不深，故可对其从轻处罚；第二，赔偿及时有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如果将赔偿与否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有利于促进被害人积极赔偿，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尽快的弥补。
另一种认为不能因为民事赔偿而从轻或减轻刑罚，也不能加重刑罚代替赔偿。主要理由是：第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内容及目的与意义都是很不同的。刑事责任是惩罚性的法律责任。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真正弥补受害人的物质损失。民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民法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究的责任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对犯罪进行惩罚，而追究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第二，容易引起负面效应，使人们形成犯了罪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刑赎罪的误解，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认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经法院调解，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家属积极自愿代为偿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笔者认为其存在的合理理由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是此观点存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的第4条规定：“属于以上三种情况，已作了退赔的，均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二是政策依据。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的最高理念，赔偿部分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刑事处罚只能起到社会警示及惩罚作用，并不能实在的解决根本的矛盾，更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和谐。这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的政策基础。另外，《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要求，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三是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而危害性的大小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决定的，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对被害人赔偿表明其对自己的犯罪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有很好的悔罪表现，主观恶性相对比较小。
四是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刑罚的功能体现在很多方面，补偿功能是刑罚的功能之一。被害人因受到犯罪的侵害而在物质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因而要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的适用，一方面惩罚犯罪人，另一方面使物质损失得到补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有限度地、恰当的将被告人赔偿与量刑挂钩，是有必要和可行的。
五是符合司法实践的本质要求。现在法院判案简单，执行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一般当即便可以执行，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补偿，这样便克服了执行难的问题。法官在定罪量刑时，重视的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国家对其施之刑罚。而很少考虑被害人的因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多数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判决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法律“欠条”，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像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一旦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几乎100%无法执行。通过调解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可以非常有效的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调解结案的，有利于公法对被告人的积极认同。有利于私法对被害人的最大保护。法院利用调解作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情节的条件，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积极性参与到调解中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大一部分被告人都没有赔偿能力，而且身陷囹圄，无法真正完成赔偿，而由其亲属自愿的赔偿，大大的提高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率，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量刑的多元价值冲突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解决了所有的纠纷，在审判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
一是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的冲突。刑罚主要体现的是其公共特性，而并不纯粹是私人的制度。因而，被害人可以放弃或者争取的，只能是其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其无权放弃的。同时，有的犯罪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而不可能因调解而从轻处罚，或者不能因为调解的达成达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所想象的结果。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自愿原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主要体现在，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平等。被告人不是自由人，他的想法是早点得到自由，重新回归社会，而被害人的想法则是，被告人如果不能达成其能够容忍的度，将建议法律对其严惩。如果强调合意而忽视强制，则确有放纵犯罪，破坏秩序之虞，法律权威则更难树立。如果只强调强制，而忽视合意，则不利于被告人积极认罪，不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矛盾。被告人要想得到从轻处罚，他要尽量的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这样便会导致被害人有可能漫天要价，被告人接受调解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的付出却很难说是被告人真正地心甘情愿付出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地位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尤其是作为被告的一方更是经常处于劣势。劣势地位的产生往往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是被关押的被告在信息的获取上远远比不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或自诉人，因而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行为后果缺乏比较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二是刑事被告对刑事处罚往往有一种畏惧感，心理压力大，有时甚至错误寄希望于调解能减轻自己的刑事处罚，特别是自诉案件。由于调解结案能产生自诉人撤回起诉的法律效果，一撤诉自然刑事诉讼也就撤了，因此处于劣势的被告人往往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刑罚；三是由于法官的自觉或不自觉施加的影响，如法官往往将被告人接受调解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一个表现或作为标准，因此常常暗示被告人如能接受调解将在量刑是予以轻判，而这种“优惠”的反面就是如果被告人能接受调解将可能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在这种隐形“威胁”之下被告人地位还能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或自诉人平等吗？地位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调解的不自愿，而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又往往会抱一种乘人之危的想法以被告人刑事责任相要挟，并漫天要价，分厘不让，最后被告人无奈之下只好尽量达成协议。
（二）惩罚性与补偿性的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即对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物质赔偿，同时，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承诺与处理。这样就形成了刑事惩罚性与民事赔偿性的冲突。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的罚责相适应而适于刑罚，具有惩罚性，是对社会的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财产和人身施加以损害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作为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被告人的量刑挂钩，无疑形成了惩罚性与赔偿性的冲突。
（三）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犯罪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即便是存在被害人的情形时，也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的侵犯，而非简单地对个人的侵犯。因此，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提起公诉，才允许私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我国诉讼法上有一众所周知的原则，“刑事先于民事”，即当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嫌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将其移送到有权机关。在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将民事赔偿部分的启动置于刑事审判中，排除了民事赔偿先于刑事审判的可能，所体现的价值目标就是维护公权利的刑事程序的价值高于维护私权利的民事赔偿程序。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被害人的私人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似乎背离了公权利在价值评价上的优先性。强调公权优先的确在较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利益，有利于打击犯罪。但这种制度设定的最明显缺陷在于，在刑事追究不能发动，私权救济也无法启动。如犯罪嫌疑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或犯罪嫌疑人未进入诉讼程序即告死亡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或不再启动，附带民事诉讼便无从提起。即使进入了诉讼程序，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公权力优先的原则仍然贯穿于整个程序之中。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力量不致过于悬殊，法律赋予了被告人诸多的权利，但在同一过程中，被害人的权益却往往被忽视。从理论上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公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个人利益相一致。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无权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公诉人，也无权因对刑事部分认定的事实存有异议而提起上诉，这就会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属怀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显然，作为当事人，被害人的权利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下，其权利并未获得有效的尊重。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仅仅限于“直接的且为物质的”损害，而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间接的、非物质的损害也可以作为赔偿的内容，二者的赔偿范围也很有不同。这就造成了使得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也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却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
（四）法官自由裁量与法制的统一的冲突。为了加快民事部分的审理，不因其导致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实践中法院往往在判决之前对附带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尽管被告人及其亲属为争取将来的刑事审判中可以从轻量刑，往往倾其所有，以满足被害人的要求。但调解与被告人实际认罪状态是否一致，是否在量刑中有减轻处理以及减轻的幅度等，法律上均未予明确，同样达成调解协议且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案件可能因这种不明确造成地区间的不均衡量刑。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主要是以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为内容，经济上有优势的人就可以通过金钱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调解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并非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而是在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法院主持下、在相关人员参与下，共同解决对被告人的量刑以及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由于参与者众多，加之程序公开透明，并以获得共识为目标，所以，应该会有利于当事人对法制的认同。
三、对构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民事部分调解与量刑的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准确把握附民案件调解的基本原则与量刑的度。要准确把握调解与量刑的度，通过调解与量刑相结合，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克服违背调解制度设置初衷的倾向：一是重调而无原则从轻量刑。要注意避免为了追求调解成功率，而无原则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否则，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无法树立法制权威。二是重量刑而轻调解。忽视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罪责相适应的公正性和威严性，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走调解过场，不能真正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为被害人及被告人的实际情况考虑，只注重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案，将民事赔偿问题推向民事庭审理。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从轻处罚的范围。刑事犯罪讲究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故而在适用民事部分达成协议，对被告人酌定从轻量刑上，法律规定上应该规定一定的适用范围。这样既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又能有效的避免“花钱买刑”的现象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刑附民事诉讼调解的配套制度。现行法律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简单，而对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又未能加以规范和协调，导致办案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制度作出详尽的规定，不仅要明确调解的范围、程序、原则、效力等，同时，尤其要对调解后不履行协议的行为要作出处罚性规定，以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和效果。另外，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附民案件中的被告人有权向被害人提出反诉，并相应规定一系列制度加以规范具体的审判实务。还应落实必要的司法救助手段,促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在审理附民案件中,如果发现原告人（即被害方）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应及时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给予原告必要、及时的法律援助，对被告人被羁押的重大案件，人民法院也应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给予被告人必要的法律援助，以保障其能在附民诉讼地位上得到真正的平等。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