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的决定

文号：第192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192号



　　《关于修改〈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市政府四届一〇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本《决定》修订的《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重新发布施行。

市长 许宗衡
二〇〇八年十月六日

关于修改《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进一步完善《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决定对《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修改为“（二）经营企业与其聘用的驾驶员，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市主管部门印制的员工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员工服务合同应当报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备案；”

　　二、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应当每年对经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车辆技术状况和服务设施、违章及投诉状况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经营权延期的主要依据。”

　　三、删除第二十六条。

　　四、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绿色出租车营运期间，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车辆性能和计价表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营运。”

　　五、增加第三十五条为“第三十五条 外地出租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载客业务；

　　（二）按市政府规定的道路交通限制区域、路线行驶；

　　（三）不得在市政府规定的场站外搭载回程乘客。”

　　六、第五十一条增加第（三）项为“（三）非出租车擅自安装出租车牌号、顶灯、计价表等标识和设施，假冒出租车的，处罚款三万元；有假冒、伪造车辆号牌或其他违反车辆管理、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将扣留车辆移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七、增加第五十四条为“第五十四条 外地出租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予以下列处罚，并可以暂扣车辆：

　　（一）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处罚款五千元；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处罚款二千元。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外地出租车，可以按前款规定予以查处。

　　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的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八、第五十五条增加第二款、第三款为“区运政管理机关对经营企业或驾驶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十三）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前款规定予以查处。

　　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对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十三）项所列情形的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九、第五十六条增加第（五）项为“（五）不按照规定停车上下客的，处二百元罚款。”

　　十、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一、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删除第六十二条第二款。

　　根据修改情况，《规定》条文序号重新编排。



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经营、服务和管理，促进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乘客、经营企业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经营、服务和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以下简称绿色出租车）是指依照本规定取得经营权，营运区域在深圳经济特区外，运载四名及以下乘客，按规定标准收取租费的出租小汽车。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及宝安区、龙岗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机关（以下简称区运政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对绿色出租车的经营和服务活动实行监督检查。

　　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物价、质量技术监督、公安和劳动等部门依其职责协助市主管部门对绿色出租车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绿色出租车发展应当符合深圳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纳入深圳市公共交通总体规划，其总规模由市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需要进行宏观调控。

　　第六条 绿色出租车的经营企业由市主管部门采用招标方式确定。

　　绿色出租车的经营权（以下简称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市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偿使用费上缴市财政部门设立的银行专户，专款专用。

　　有偿使用费用于公共交通事业。经费开支由市主管部门统一列项、安排，报市政府批准后使用。

　　第七条 取得绿色出租车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经营企业）必须依法经营，文明营运，为乘客服务，自觉接受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经营权的授予和收回、管理和监督

　　第八条 从事绿色出租车经营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依照本规定取得市主管部门授予的经营权。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绿色出租车经营权和绿色出租车设定担保、转让或擅自处分。

　　第九条 绿色出租车经营权依法实行招标制度。经营权的招标按照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市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文件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投标人资格；

　　（二）经营权期限；

　　（三）市政府确定的有偿使用费标准；

　　（四）绿色出租车投放数量；

　　（五）车辆主要技术标准；

　　（六）市政府确定的租费标准；

　　（七）服务设施的要求；

　　（八）评标标准和程序；

　　（九）其他要求。

　　第十一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经营权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企业的下列情况进行评审和量化评比并确定中标企业：

　　（一）规模经营及专业管理；

　　（二）人才结构；

　　（三）设施条件；

　　（四）机构设置；

　　（五）规章制度；

　　（六）文明服务；

　　（七）行业贡献；

　　（八）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中标企业确定后，市主管部门应当向中标企业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企业。

　　中标企业应当于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主管部门全额缴纳有偿使用费。

　　第十二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自中标企业缴清有偿使用费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中标企业颁发经营权授予文件。

　　经营权授予文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经营权的授予；

　　（二）经营权范围；

　　（三）经营权期限和车辆数；

　　（四）经营模式；

　　（五）合同管理；

　　（六）服务质量承诺；

　　（七）履行对驾驶员的各项劳动用工义务；

　　（八）聘用驾驶员的程序及办法；

　　（九）放弃经营权、停业整顿、违规驾驶员及车辆的处理；

　　（十）经营权的收回。

　　经营权授予文件具体格式和要求由市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定制订。

　　第十三条 投标企业均未中标时，市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第十四条 绿色出租车经营权期限为五年，自中标企业领受经营权授予文件之日起九十日后起算。

　　第十五条 经营期限届满前一年，经营企业可向市主管部门申请经营权延期。经营权期限只能延长一次，延长期限为五年。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届满前一年未按市主管部门规定截止限期提出经营权延期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权延期。

　　第十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经营企业的延期申请后，根据本规定第二十四条对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内历年的量化评价结果作出综合评价，并在经营期满三十日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

　　经营企业对不予延期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经营企业获得经营权延期，应当按最近一次招标的绿色出租车有偿使用费标准于经营期满十五日前全额缴纳经营权延期的有偿使用费。逾期不缴清有偿使用费的，由市主管部门撤销经营权延期。

　　第十七条 经营期限届满未获得延期的经营权、依照本规定由市主管部门收回的经营权和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内自愿放弃的经营权，由市主管部门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第十八条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内破产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经营权、全部绿色出租车指标和相关营运证件，并在市主管部门监督下拆除营运设施，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第十九条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其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一）将经营权承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的；

　　（二）将经营权设定担保或擅自处分的；

　　（三）擅自转让或变相转让经营权的；

　　（四）在经营期限内放弃经营权或擅自停止营运一年内累计达一个月的；

　　（五）一年内受到两次责令限期整改处罚的；

　　（六）乘客对经营企业服务评价或驾驶员对本企业管理制度评价连续两年在全市出租车行业内排名最后的；

　　（七）经营期限内经营企业年度审验不合格的。

　　第二十条 绿色出租车租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由市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公布后实施。

第三章 经营企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经营企业经营绿色出租车业务应当采用直接经营模式，承担经营风险和经营管理责任。

　　经营企业直接经营模式是指：

　　（一）经营企业投资购置车辆，承担主要经营风险；

　　（二）经营企业与其聘用的驾驶员，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市主管部门印制的员工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员工服务合同应当报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备案；

　　（三）经营企业依法为驾驶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承担车辆税费。

　　第二十二条 经营企业应当建立营运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制度，提高营运管理人员的专业管理水平。

　　第二十三条 经营企业应当对社会公布企业招聘录用员工程序，员工服务合同中的收费、收益分配方法和标准，企业的服务承诺，并制订具体服务承诺标准。

　　第二十四条 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应当每年对经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车辆技术状况和服务设施、违章及投诉状况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经营权延期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市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门机构定期开展乘客对经营企业满意度和驾驶员对所在经营企业管理制度的测评，具体办法由市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车辆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绿色出租车的车身基色为绿色，车身图案由市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七条 投入营运的绿色出租车应当达到下列条件：

　　（一）排气量在一千五百毫升以上的三厢新小轿车；

　　（二）符合环保标准且技术性能达到营运要求；

　　（三）由市主管部门和经营企业联合招标确定的统一车辆型号。

　　第二十八条 经营企业应当自中标后的九十日内，持下列材料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车辆入户手续：

　　（一）市主管部门的经营权授予文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公安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九条 经营企业投入营运的车辆必须具备市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绿色出租车营运证件。

　　第三十条 绿色出租车投入营运前必须安装规定的有效计价表、顶灯、无线通讯设施、空车标志灯及其他规定的营运设施；在规定位置喷刷经营企业名称，张贴价目表、本车车牌号，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的投诉电话、经营企业服务承诺的主要内容和市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让乘客知道的内容。经市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发放营运证件。

　　第三十一条 绿色出租车营运期间，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车辆性能和计价表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营运。

　　第三十二条 绿色出租车投入使用后达到国家规定的营运车辆更新年限，经营企业必须更新车辆，不得将旧车继续投入营运。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前款规定的旧车不予核发年检证。

　　退出营运的车辆，由市主管部门收回营运证件，并监督拆除营运服务设施。

　　第三十三条 绿色出租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投入营运：

　　（一）车辆检验不合格的；

　　（二）发生机械故障不能正常营运的；

　　（三）计价表或无线通讯设施不能正常工作的；

　　（四）服务设施破损、污垢，不宜乘坐的；

　　（五）车号牌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

　　第三十四条 绿色出租车不得驶入深圳经济特区。

　　第三十五条 外地出租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载客业务；

　　（二）按市政府规定的道路交通限制区域、路线行驶；

　　（三）不得在市政府规定的场站外搭载回程乘客。

第五章 驾驶员管理

　　第三十六条 绿色出租车驾驶员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七条 经营企业持市主管部门认可的驾驶员合格证书、劳动用工合同和员工服务合同到市主管部门申办驾驶准许证。经市主管部门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核发驾驶准许证。

　　驾驶准许证仅限绿色出租车驾驶员本人使用。

　　第三十八条 经营企业聘用驾驶员应当遵守市政府居民就业比例的有关规定。

　　本市居民符合本规定第三十六条所列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经营企业应当予以聘用。

　　第三十九条 驾驶员营运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文明礼貌，不在车内吸烟；

　　（二）穿着统一服装；

　　（三）确保车容车貌整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四）携带符合规定的营运证件；

　　（五）上、下客时按照规定停车；

　　（六）按照合理路线或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七）按照规定操作计价表；

　　（八）按照标准收费并出具由市税务部门和市主管部门统一确认的客运发票；

　　（九）发现乘客在车上的遗失物，应当设法归还或及时上交所在企业；

　　（十）符合其他有关客运服务规范的要求。

　　第四十条 绿色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拒载行为：

　　（一）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乘客招手，停车后不载客的；

　　（二）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在客运集散点或道路边待租时拒绝载客的；

　　（三）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四十一条 经营企业应当在每日出车前、收车后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车辆安全技术指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

　　第四十二条 市主管部门可以组织对驾驶员服务进行等级标准考核和评定，经营企业可以自愿参加。

　　第四十三条 驾驶准许证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持有驾驶准许证的驾驶员，应当按规定办理年审手续。

　　驾驶准许证未经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自行失效。

　　第四十四条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其绿色出租车驾驶准许证：

　　（一）将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的；

　　（二）与经营企业签订补充合同或条款以改变或变相改变直接经营模式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逃避运政管理人员检查或阻碍运政管理人员正常执行公务的；

　　（四）将驾驶准许证转借他人使用的；

　　（五）强行中途甩客的；

　　（六）以绿色出租车为工具参与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出租车市场秩序活动的；

　　（七）殴打乘客或盗窃乘客财物的；

　　（八）一年内被记录违章达三次的。

　　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被收回的驾驶准许证交回市主管部门。

　　依本规定被收回驾驶准许证的驾驶员自决定之日起三年内不得从事绿色出租车驾驶业务。

第六章 乘坐规则

　　第四十五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一）要求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内的；

　　（二）在车辆遇红灯停驶时拦车的；

　　（三）在禁停路段拦车的；

　　（四）吐痰、在车内吸烟或污损车辆的；

　　（五）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

　　（六）酗酒者或精神病患者乘车，无人看护或监护的；

　　（七）要求驾驶员违反本规定、交通管理规定或其他有关规定的。

　　前款所列第（四）项至第（七）项情形中，驾驶员已经提供服务的，乘客应当支付租费。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租乘的车辆不使用计价表或使用无效计价表的；

　　（二）驾驶员拒绝有效电子货币支付车费的；

　　（三）驾驶员不出具车费发票或有关凭证的；

　　（四）租乘的绿色出租车在起步费里程内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五）驾驶员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七章 检查、监督和投诉

　　第四十七条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应当对经营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和员工服务合同进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投诉者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投诉人姓名、联系电话或通讯地址；

　　（二）绿色出租车车牌号；

　　（三）投诉事实和要求。

　　投诉人未如实提供前款资料的，投诉受理机构可以不予受理。

　　第四十九条 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接受投诉后，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者。

　　第五十条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依法检查绿色出租车时，应当出示有效检查证件并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需要扣留车辆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的，应当为当事人出具收据。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检查车辆营运、扣留车辆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违反前款规定的，经营企业和驾驶员有权拒绝。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关于经营权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暂扣车辆，并对行为人予以处罚：

　　（一）没有绿色出租车经营权而擅自从事载客营运业务的，处每车三万元罚款；

　　（二）摩托车从事载客业务的，处二千元罚款；

　　（三）非出租车擅自安装出租车牌号、顶灯、计价表等标识和设施，假冒出租车的，处罚款三万元；有假冒、伪造车辆号牌或其他违反车辆管理、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将扣留车辆移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一万元罚款，核减绿色出租车指标五台：

　　（一）违反经营权授予文件规定的；

　　（二）经营期限内合理投诉或违章率超过市主管部门规定标准的；

　　（三）经营管理混乱，经整改仍不能恢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的；

　　（四）投入营运的车辆标准、车身颜色和标识不符合市主管部门规定的；

　　（五）未按规定建立车辆维护保养制度和驾驶员培训、考核制度，或虽有制度但不能有效实行的；

　　（六）在发生以出租车为工具或以其他方式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正常营运的事件中有过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十三条 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由市主管部门暂扣车辆，收回该驾驶员绿色出租车驾驶准许证，并处其所属经营企业五千元罚款。

　　经营企业所属的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累计三次的，核减其绿色出租车指标一台。

　　第五十四条 外地出租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予以下列处罚，并可以暂扣车辆：

　　（一）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处罚款五千元；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处罚款二千元。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外地出租车，可以按前款规定予以查处。

　　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的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五十五条 经营企业或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主管部门可以扣留车辆，并对有关当事人依本规定予以下列处罚：

　　（一）承包、租赁绿色出租车的，责令经营企业限期整改，处每车一万元罚款，核减相应的绿色出租车指标；并处承包或租赁的驾驶员一万元罚款；

　　（二）经营企业与驾驶员签定相关合同和条款以改变或变相改变直接经营模式的，责令经营企业限期整改，处每车一万元罚款，核减相应的绿色出租车指标；并处驾驶员一万元罚款；

　　（三）无驾驶准许证或使用无效驾驶准许证从事出租营运的，处驾驶员二千元罚款，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千元罚款；

　　（四）车辆与驾驶准许证载明车辆资料不一致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处驾驶员一千元罚款，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一千元罚款；

　　（五）使用无效计价表或私调计价表的，责令重新安装标准计价表，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千元罚款；

　　（六）车辆营运时未挂车号牌或车号牌污损、字迹不清、不齐全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五百元罚款；

　　（七）未安装车内营运设施或擅自增设、改动车辆设施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八）未按规定接受车辆检验的，责令补办检验，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九）车内营运设施严重破损、污垢，不宜载客，仍投入营运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十）未在车辆内外规定位置印制、张贴经营企业名称、驾驶准许证、价目表、本车车牌号、服务承诺的主要内容、市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号码和市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让乘客知道的内容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十一）将车辆检验不合格的绿色出租车投入营运的，责令经营企业停止该车营运，限期检修，并处每车二千元罚款；

　　（十二）以不正当手段逃避运政管理人员检查或阻碍运政管理人员正常执行公务的，处二千元罚款；

　　（十三）依照本规定被市主管部门通知停止营运的绿色出租车，擅自上路营运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五千元罚款。

　　区运政管理机关对经营企业或驾驶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十三）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前款规定予以查处。

　　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对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十三）项所列情形的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五十六条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对驾驶员分别情况予以处罚：

　　（一）伪造证明材料或涂改、重复领取驾驶准许证的，处二千元罚款；

　　（二）在车站、码头、机场、口岸区域及主干道专用候客站不遵守有关规定，妨碍营运秩序的，处二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三）拒绝载客的，处一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四）不当或不法使用“暂停载客”标志的，处一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五）不按照规定停车上下客的，处二百元罚款；

　　（六）绿色出租车载客后，非经乘客要求另载他人的，责令退还租费，记录违章一次；

　　（七）营运载客时不使用或不当使用计价表的，处五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八）故意绕道行驶或超标准收费的，责令加倍退还租费，处超收租费五十倍的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九）故意刁难、侮辱或谩骂乘客，责令其向乘客赔礼道歉，处五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十）绿色出租车营运中，使用对讲机进行与营运业务无关通话的，处二百元罚款；

　　（十一）载客时在车内吸烟的，处一百元罚款；

　　（十二）不使用统一客运发票的，责令改正，并处五百元罚款；

　　（十三）拒绝乘客有效电子货币支付车费的，处五百元罚款；

　　（十四）拾到乘客遗失的物品不及时交还乘客或上交所在企业处理的，处二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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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原则的新发展及思考

邓杰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作者简介] 邓杰（1972- ），女，湖北松滋人，法学博士，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学研究。
[摘 要] 在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上，各国已日益放弃传统单一、僵硬的行为地法原则，而采一种更趋宽松、灵活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规则。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有其理论基础，更有其实践需要，且不乏其相应的技术支撑。对此作客观、理性、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国际私法普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私法相关理论、立法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 键 词] 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新发展；思考
法律行为，亦即民商事法律行为，是指民商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商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法产生民商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法律行为是个人创设法律关系最主要的方式，是导致各种法律关系产生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最典型的法律事实。
法律行为方式，则是指法律行为得以成立或发生法律效力必须遵循的方式（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甚或特定的方式如登记、公证等），籍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由于各国法律中关于法律行为方式的具体规定尚多有歧异，因而各国有关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冲突在所难免，这就使得依一定的原则为法律行为方式确定法律适用，以实现对法律行为方式合理、有效的调整，十分必要。
与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不同，法律行为的方式超越了某一类法律关系的范围，确定法律行为方式准据法的冲突法规则，可以适用于各类不同的法律关系。 由此，自古以来，国际上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些统一的、通行的用于确定法律行为方式准据法的冲突法规则或法律适用原则，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各种关于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学说。晚近，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民商事实践的深刻变化以及法律理念的转变和更新、法律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有关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的理论和规则也出现了较明显的发展和变化。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密切,国际民商事关系日益复杂,为了便利交往和保障交易安全,也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世界各国逐渐放弃了对法律行为方式的严格要求,在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上也呈现出采用灵活、宽松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规则以在方式上尽量使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立法趋势。
一、法律行为方式传统的法律适用原则及其理论依据
（一）法律行为方式传统的法律适用原则——行为地法原则
法律行为方式传统的法律适用原则，就是依“场所支配行为”原则确立的行为地法原则。“场所支配行为”原则是法则区别说时期创立的一项古老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已为各国学说和立法所承认和采纳。不过，对于该原则的性质，各国之间向来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学者认为它是“各国普遍承认的习惯法”或“不存在争执的原则”，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应绝对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方式，即对法律行为的方式必须严格依照该原则适用行为地法。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中南美洲国家及荷兰、西班牙等国即采此观点和做法。另有学者则认为它是一项任意性规范，因而主张采相对的选择适用主义，即法律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适用行为地法，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适用其他法律。从当今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实践来看，绝对采行为地法主义者已呈日渐减少的趋势，各国大都倾向于认为“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只是一项任意性规范，可以选择适用。
（二）行为地法原则的理论依据
对于法律行为的方式应适用行为地法，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各自的学说和理论，都力图论证或阐明法律行为方式适用行为地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法则区别说认为，法律关系可分为属人、属物、属行为三种，各依其所支配的法律，凡发生法律行为问题时，则不区分形式问题或实质问题，均以行为地法为准；第二，主权说为属地主义者所主张，偏重国家领土主权观念，认为法律是国家主权运用的结果，因而凡在行为地所为的法律行为都不可不服从该地的主权，法律行为的形式或方式自然就应依行为地法确立；第三，意思服从说认为，当事人在行为地为法律行为，即可推定当事人有服从行为地法的意思，所以法律行为的方式依行为地法，实际上是依当事人的意思而决定的；第四，各国默认说认为，法律行为方式依行为地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不仅久已确立，而且早已为各国法律所共同接受和采纳，各国无不承认其效力；第五，证明便利说认为，法律行为的方式原本就是为了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期能对日后有所证明，而其中证明最便利者莫过于行为地法；第六，便宜说认为，当今国际社会内、外国人交往频繁，内国人在外国为法律行为或外国人在内国为法律行为的情形日益增多，从便利的角度出发，法律行为的方式依当事人的本国法显然已不合时宜，不能顺应时势，所以应以行为地法为其准据法。
（三）评价
应该说，上述这些学说和理论都从某一个方面阐释了法律行为尤其是法律行为的方式适用行为地法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行为与行为地及行为地法之间某种内在的、实质的联系。正是基于这些学说和理论，行为地法原则才最终得以确立并在国际上广为推行和采用。而且，即使是在今天，虽由于各种原因，法律行为与行为地或行为地法之间的联系已逐渐淡化、松散，但行为地法原则仍是各国普遍接受和采纳的一项用于解决法律行为法律冲突的重要原则和有效原则，行为地法在很多情况下仍存在其必须适用的合理空间。只是，该原则已逐渐不再是惟一可作为确定法律行为尤其是法律行为方式准据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它之外，早已开始有了更多其他的选择；对它的适用，也早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例外。
二、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原则的新发展
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原则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冲破了法律行为方式与行为地法之间单一、机械、僵硬的联系，使行为地法之外更广范围内的法律得到考虑和适用，使更趋开放、灵活、科学、合理的法律适用原则得以发展、形成和确立。
（一）选择适用当事人的共同属人法和行为地法
对于法律行为的方式，原则上应适用行为地法，但若双方当事人国籍相同或在同一个国家有住所或惯常居所，则不妨依其共同的属人法来确定其法律行为应具备的形式或应采取的方式。这样做，相对于固定、简单、机械地只适用行为地法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当事人来自同一个国家，在某些场合以其共同的属人法来确定其法律行为的形式或方式，不仅简单便利，而且往往更为公正合理，尤其在以下场合更具积极而重要的意义：（1）行为地难以确定、行为地法不存在或无以证明；（2）行为地的偶然性使行为地法与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并无实际联系或仅有松散联系；（3）当事人的共同属人法中规定了不同于行为地法的某种特别的法律行为方式，而当事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将主要在其本国或住所地国或惯常居所地国产生法律效果。况且，绝对地、不加限制地适用行为地法，必然导致为当事人任意利用选择行为地的自由规避法律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
（二）选择适用法律行为本身的准据法或行为地法
法律行为本身的准据法，或者说适用于法律行为实质要件的准据法，就是指用来支配法律行为成立与效力的准据法。这项法律适用原则，其实就是主张在行为地法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适用于法律行为实质要件的准据法亦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方式。这样，不仅法律行为方式的准据法范围得到了扩大，而且对法律行为的方式和实质要件适用同一准据法，也能使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得到相应的简化。
将法律行为实质要件的准据法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支配法律行为成立与效力的准据法同一，自不会发生法律适用的困难，但如果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各有其准据法，则应将何者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方式便成了问题。对此，有的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往往取决于法律行为的方式，因而法律行为的方式自应适用行为成立的准据法来解决；有的却认为，既然各国法律确立法律行为方式的目的在于预防诈欺和便于证明，使法律行为的效力更臻明确，这表明法律行为的方式或方式与其效力关系密切，则如当事人不便依行为地法确定其行为方式时，理应依法律行为效力的准据法。 总之，许多国家已不再局限于场所支配行为原则，而是兼顾到法律行为本身的准据法。
不过，在具体采用这项原则时，各国的做法仍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以法律行为本身的准据法为主，以行为地法为辅。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挪威、波兰、日本、瑞士等国均是采取此种做法，如1979年《奥地利国际私法》第8条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依支配该法律行为本身的同一法律；但符合该法律行为发生地国对方式的要求者亦可。” 1966年《波兰国际私法》第12条也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依支配法律行为实质的法律，但如遵守行为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方式，亦为有效。”有的国家则是以行为地法为主，而以法律行为本身的准据法为辅。例如，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6条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适用行为完成地的法律,也可以适用调整行为效力的法律。”
（三）依“尽量使之有效”的原则确立灵活、多元的法律适用原则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上简式主义思想、意思自治原则的影响，基于尽量使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基本政策，各国普遍放弃了对法律行为方式的严格要求。反映在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上，即表现为对有关的冲突法规则进行软化处理或规定复数连结点以增加准据法可选性的立法趋势，如允许对法律行为的方式选择适用法律行为实质要件的准据法、行为地法、当事人共同的属人法、法院地法和法律关系成立地法等。1946年《希腊民法典》第11条即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决定行为内容的法律，或者符合行为地法，或者符合全体当事人的本国法，就认为有效。”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则在其第26条第1款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择：“生前赠与行为或最后遗嘱行为，其方式适用各该行为完成地的法律，或适用支配行为实质的法律，或适用行为人的本国法，或在双方当事人有共同国籍时适用双方的本国法。”
三、关于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原则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来看，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原则是沿着一种从单一到多元、从僵硬到灵活、从盲目到理性的历史轨迹发展演进的，之所以如此，既有其理论基础，更有其实践需要，且不乏其相应的技术支撑：
（一）国际民商事实践的发展使得行为地法原则的适用日遭淡化和限制
行为地法原则从最初作为适用于法律行为方式的惟一原则到其后的日遭淡化和限制，显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国际民商事实践发展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社会开展国际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早期，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如交往与合作规模和范围的有限；人们彼此了解和信任程度的不高；交通通讯的不发达以及各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传统思想的束缚等，使得人们实施的各种活动和行为都无不体现出浓重的地域性色彩，加之当时在法律适用上属地主义更占优势，因而就为法律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进而奠定了相当长时期里法律行为方式只单一适用行为地法的僵硬格局。但在其后，特别是自20世纪直至晚近以来，随着科技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民商事交往与合作实践日益深刻的变化，人们从事国际民商事活动和实施民商事法律行为的方式也开始发生了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早期人们总是习惯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如集市）开展交易并建立法律关系，如传统合同的订立，一般都是由双方当事人到某个特定的地点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达成的。应该说，这种传统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使得法律行为与行为地之间比较稳固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换言之，每一个法律行为都因此有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地，而每一个法律行为的行为地又都相对明确和稳定，这就使得法律行为的方式适用行为地法几乎成了一种最自然、最合理、最便利通常也是最公正的选择。然而，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深入和密切，国际民商事关系日益纷繁复杂，在高度发达的交通通讯手段的支撑下，一方面在现实物理空间实施的法律行为与行为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偶然和松散，如通过信函、电报、电话、电传、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签订隔地合同已成为当今最为普遍的商业实践，这种情况下要搞清楚合同究竟是在承诺发出地国甲国还是在承诺到达地国乙国生效成立的，绝非易事，即使能搞清楚从而确定一个合同订立地或成立地，则该地点与合同之间究竟存在多少实际联系又常常是值得怀疑、令人担忧的。凡此种种，都使得行为地法的适用日益受到阻碍或质疑。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又通过电子方式延伸到了虚拟网络空间，但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无形的无国界的虚拟空间，根本不存在与现实物理空间相对应的场所或地点，亦即活动场所或行为地在这个空间彻底落空了，这又使得行为地法原则的适用再一次受到严重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行为地法原则适用的淡化和受限，无疑是国际民商事实践不断发展使然，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但正是这项传统原则适用范围的日益缩小，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才得以逐渐摆脱和打破单一适用行为地法的传统束缚，进而使得在行为地法原则之外，寻求和确立其他更新、更适应时势要求的法律适用原则，为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提供更广泛、更灵活的选择成为可能。
（二）实体法上“尽量使之有效“的原则要求冲突法上灵活、多元的法律适用原则相对应
如上所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上简式主义思想、意思自治原则的影响，各国都相继在实体法上确立了尽量使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基本政策，逐步放弃了对法律行为方式的严格要求。与之相对应，冲突法上则对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原则和规则作了重要调整和改革：对传统的冲突法规则进行软化处理，放弃单一、机械、盲目适用行为地法的做法；增加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规则中连结点的数量以扩大准据法的可选范围，进而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当性。应该说，就法律行为的方式问题而言，实体法和冲突法晚近出现上述这种原则、规则和政策上的重大改变，绝非偶然也决不容忽视，它既是国际民商事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法律理念转变和更新的重要标志，同时还是人类文明进步、法律正义提升的重要体现。而这在合同、婚姻、遗嘱继承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1．合同领域
就合同而言，各国历来就有要求须采严格形式如书面形式的传统，早如几千年前的苏米诺商人曾将其交易的每项合同都以古老的文字刻在湿泥板上，形成镶嵌在石头上的合同；近如17世纪英国曾经盛行的所谓蜡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古罗马法上也曾竭力推崇形式主义，宣称“形式是自由的天堂”，强调订立合同必须履行特定的仪式，书面合同的成立必须经登记注册。要求合同采书面形式的最主要目的无非是：尽量减少被欺诈的机会以及防止发生争议时对方提供伪证。 然而，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扩大和深入，国际民商事流转的速度和国际经济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这就要求国际民商事交易能够以简单、快捷、高效的方式进行。另外，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的迅速崛起，以诸如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缩写为EDI）、电子邮件（E-mail）之类的电子方式开展交易、签订合同的做法已开始日益盛行，而要适应并促进这种高效率、低成本、高技术、高收益的全新的商务模式或经济模式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这种完全反传统的电子交易方式或合同形式予以承认和保护。
正是基于上述，各国纷纷改弦易辙，在法律上逐步放弃了对法律行为方式的严格要求，简化了实施法律行为或成立法律关系的手续或程序，具体到合同上即表现为不再强调所有合同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且对“书面”作宽松、灵活的解释，如不要求书面合同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当然，更重要的是根据“功能等同”原则，扩大解释“书面”形式，使之足以涵盖电子形式乃至任何其他因技术手段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新的合同形式。实体法上大大放宽对合同形式的要求，无疑为合同在形式上的有效成立创造了便利、提供了保障，但对于涉外合同而言，要达致相同效果，还须有法律适用上的进一步保障，毕竟各国实体法中对合同形式的要求存在宽严不一的具体差异仍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在行为地法 即合同订立地法之外，为合同方式的法律适用提供足够广泛的选择，以尽量保证合同能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法律的规定而得以在形式上有效成立。
2．婚姻领域
就婚姻领域的结婚问题而言，结婚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行为，亦须通过适当的方式实施方为有效，各国对此也都作了相应的但不尽相同的规定，如要求结婚须采取或可采取仪式制、登记制、混合采用登记制与仪式制、事实婚姻制、领事婚姻制等。不过，各国也都认为相比于结婚的实质问题，结婚的形式或方式问题与一国的重大利益、公序良俗等之间的联系程度没有那么紧密，因而一般可以放宽掌握。况且，结婚主要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具体采何种方式，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法律不必以强制性规定干预太多。实体法上这种开明、自治的思想或理念反映到冲突法上，就表现为对结婚方式确立宽松、灵活的法律适用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先后放弃单一适用行为地法即婚姻缔结地法或婚姻举行地法的做法，而是采“混合制”，在婚姻缔结地法之外，为结婚方式的法律适用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如当事人的本国法、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地法等。这样做，既有利于婚姻在形式上有效成立，同时还可以有效防止“跛脚婚姻” （limping marriage）的产生，从而使当事人及其子女免受痛苦和不幸。
3．继承领域
就继承领域的遗嘱继承问题而言，遗嘱是立遗嘱人在生前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其死后事物主要是财产作出安排和处分的一种单方法律行为，体现了立遗嘱人生前最后的愿望和意志。由于遗嘱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不同于合同、结婚等合意行为；而且，不同的立遗嘱人实施这种法律行为时所处的情况常常多有不同，如有的人在还未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就早早立下了遗嘱，有的人却直到弥留之际才匆匆立下遗嘱，因此，各国都认为，遗嘱的形式有效性问题，应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不应仅局限于适用一般法律行为方式普遍遵守的行为地法。为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遗嘱本身的特征及遗嘱成立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以策有利于其方式之成立为其法律政策上之基本意旨” ，打破单一适用行为地法的传统思维和固定模式，扩大或放宽遗嘱方式准据法的范围，尽可能地为遗嘱在方式上有效成立提供支持和创造便利，以成全死者最后的意愿。
总之，对于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当今的普遍趋势是：行为地法原则作为一项古老而传统的法律适用原则，其地位和作用虽已日益淡化和弱化，但仍有其合理适用的空间，并不可全然抛弃和否定，各国在立法和实践中也都仍将其作为一项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加以采用，只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适用的单一性、机械性、僵硬性和盲目性，在行为地法原则之外，又不断确立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适当性、公平性和合理性，进而支持和保障法律行为的形式有效性。上述这种趋势的产生和形成，当然是前述多方面因素的积累和作用所致。从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科技的突飞猛进、生活实践的深刻变化、思维和理念的更新，甚至于立法技术的提高，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法律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应该说，以人为本，不断寻求和确立便利人们法律生活、尊重和满足人们合理愿望、维护人们正当权益，原本就是法律尤其是私法的主旨。

Legal consideration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form of legal act
DENG Jie
（Huaqiao University Law School, Quanzhou 362021, Fujian, China）